中新网天津9月30日电 题：外籍院长的“本土书记”
中新网记者 张道正
“共产党的书记很重要，她是我忠实的合作伙伴！”天津大学药学院院长、美国人杰伊·西格尔这样评价冯翠玲。
冯翠玲，中共天津大学药物科学与技术学院(简称“药学院”)党委书记，全国三八红旗手、天津市廉政勤政优秀党员干部。
一位共产党员，为何会让一位地地道道的美国人佩服？她又是如何给外籍院长当好“党委书记”的？
冯翠玲为全校党员师生做报告。钟欣 摄
外籍院长的“本土书记”
作为国家外专局首批国际化示范学院，天津大学药学院逾75%的教师具有海外留学或工作经历，院长由外籍华人或者外国人担任。
2003年，冯翠玲受命担任院党委书记，组织上不仅希望她能够成为不同文化之间的“粘合剂”，更希望她在支持配合外籍院长推进学院发展方面“掌好舵”。
“最开始非常不顺利，我被轰了出去。”冯翠玲笑着向记者讲述与外籍院长的首次“交锋”。
天津大学药学院首任院长毕业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是中国“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由于长期在美国工作生活，他对国内大学的某些做法不理解。一次，在研究生入学典礼上，他表示政治课效果不理想，不应该再开。冯翠玲当即插话，政治教育很重要，不能砍掉，却被性格直率的院长当场轰了出去。
冯翠玲回忆，她当时在楼道转了几圈，觉得自己不能甩手而去，于是她面带微笑又推门回到教室，当众重申了自己的理解和认识。事后，冯翠玲主动找到院长沟通，她说，我们要培养学生成为国家的栋梁，不仅成为科学家，而且要成为政治家、领导者，这是中国大学的特色，也是我的职责。
在沟通中，她既坚持原则又注意方法，始终做到换位思考、求同存异，最终赢得了院长的认可：“在冯身上，我看到了一位真正共产党人的风格”。
2013年6月，天津大学聘任瑞士苏黎世大学数理学院教学院长、美国人杰伊·西格尔为药学院新任院长。西格尔是国际分子设计与新药研发领域知名专家，他上任不久即提出，要在天津大学建设具有世界水平的分子设计中心。
冯翠玲意识到，这是药学院重要的发展契机，必须全力支持配合好院长的工作。2013年整个暑假，冯翠玲没有休息一天，在学院实验室改造的工地上与工人协调方案，协调施工，用高效的执行力让学院决策“落地”。
当崭新的国际一流实验室展现在师生眼前的时候，冯翠玲却悄悄地哭了。因为早在2001年12月，冯翠玲就查出有恶性肿瘤，10年后，她再被检出肿瘤……
冯翠玲(左一)与外教在沟通工作。钟欣 摄
“国际大家庭”的“稳压器”
高校是各类思潮交锋的前沿阵地，做好思想政治工作事关学校发展全局。冯翠玲认为，最重要的就是要加强组织建设，发挥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
天津大学药学院原来只建有一个党支部，教工和学生党员在一起开展活动，很不方便。冯翠玲及时调整党组织设置，组建了教工、研究生和本科生多个党支部，选好配强支部书记，不断夯实基层基础；并建立党政联席会议制度，引进、选聘优秀党员青年教师，积极推荐党员教师担任外籍教授的科研助手，让党员成为了改革发展和教学科研的中坚力量。
为了使教师们静心教书、潜心育人，涉及到医疗保险、住宿、子女上学、家属就业，甚至夫妻吵架这些事情，冯翠玲都一件一件记挂在心上。
比利时人安·菲利普到校任教之初党员子女留学美国QS200名校留学，冯翠玲帮他联系到国际教育学院学习中文，融入中国文化。得知菲利普要迎娶中国妻子，冯翠玲还为他张罗了一场温馨的中式婚礼。
外籍教授包建民为了节省科研经费，在国外购买了二手实验仪器，由于不熟悉海关通关手续，仪器在海关滞留一个多月。冯翠玲顶着盛夏酷暑，与包建民数次跑海关协调，终于将仪器运回学校。
“书记”这个称谓对冯翠玲来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和义务。她每年主持全院教师的年终奖绩效考核，亲自逐一核算后将方案发到每位教师的邮箱，做到公平公正公开，学院所有人都知道冯翠玲“工资条”上的数字。她对于实验室以及学院资源的合理分配，也让人心服口服。
大学生的“党员妈妈”
教书育人，立德为本。作为党组织书记，冯翠玲像疼爱自己的孩子一样关爱学生，把学生成长、成才作为应尽职责，引导他们系好人生的第一粒钮扣，被学生们亲切地唤作“党员妈妈”。
药学院中有一名本科学生，由于痴迷网络游戏，经常缺课，学校下发了试读通知书。冯翠玲知道后，多次与家长、任课教师、同学沟通，了解学生的性格和表现，分析存在问题和形成原因。打电话不接，就到宿舍等；宿舍里找不到，就去网吧里找。一次又一次尝试党员子女留学美国，(十九大代表风采)冯翠玲：给外籍院长当好“党委书记”，一遍又一遍谈心，这名学生终于回到课堂，如今还参加了研究生考试。
冯翠玲说，“培养人才是教师的责任，学院的一切要以利于学生成才、让学生受益为根本目标。”如今，这个理念已经成为了全院教职工的共识。
过去三年，药学院共发展新党员101人，使学院本科生党员由原来的5.5%增加到22.6%，研究生党员由原来的32.6%增加到41.7%。
冯翠玲用坚韧、包容、勤奋，诠释着一名共产党员的信仰与坚守；她用党性、敬业、服务，树立了高校基层党组织书记的榜样。迎着困难上，见了荣誉让，政治意识、责任意识、奉献意识、纪律意识在冯翠玲这名普普通通的党务工作者身上，得到了充分体现。(完)
出国英国美国，美常务副国务卿坎贝尔：美中需要“谨慎共存”，对华建设性外交符合美国利益
【文/观察者网 刘程辉】
“我确实认为我们需要接受中国作为主要角色，与他们开展建设性外交符合美国的战略利益。”当地时间6月12日，美国常务副国务卿、对华政策主要负责人之一的坎贝尔出席美国智库史汀生中心活动，发表了上述言论。他还表示QS100名校留学，在美国面临俄乌冲突、巴以冲突等多个挑战之际，在事项清单上加上“颠覆国际舞台上另一个主导大国”不符合美国的利益。
据日本经济新闻网站报道，坎贝尔当天谈到了一系列与中国有关的话题。坎贝尔认为，从长远来看，与冷战时期的美国和苏联不同，美国和中国有着深刻的经济相互依存关系，而且是双向的。在这种背景下，美国既要建立不过度依赖中国的供应链，又要与中国保持“谨慎共存”，“是美国外交政策史上最困难的挑战之一”。
他称，美国认为中方当前的关注重点是经济问题，稳定与美国的关系符合中方目标。
6月12日，坎贝尔出席美国智库史汀生中心活动并就中美关系发表观点
针对美国《外交》早前发表的一篇鼓吹美国必须“赢得”对华竞争，而非“管理”竞争的文章，坎贝尔反驳说，文中所追求的对华政策道路是“鲁莽的，很可能是徒劳的”。文章由美国反华政客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波廷杰和威斯康星州前联邦众议员、“中国问题委员会”前主席加拉格尔联合撰写。
坎贝尔说，伴随着激烈的俄乌冲突、巴以冲突带来的不确定性和红海地区的挑战，“我认为，尽管我们存在分歧，但在当前时刻，在我们的清单上增加‘颠覆全球舞台上的另一个主导大国’不符合我们的利益”。
他给出了两个理由。首先出国英国美国，美国的盟友和合作伙伴目睹了华盛顿此前在世界其他地区进行政权更迭的尝试，而这些尝试都没有成功。其次，美国多年来一直高估了自己影响中国外交政策走向的能力，因此对于“中国看待世界的方式发生根本性变化”的可能性，美国“必须保持高度谦逊”。
他表示，美国需要接受中国作为主要角色，了解其优先事项，并“以不损害美国或美国盟友和伙伴利益的方式共存”。
坎贝尔被认为是“中国问题专家”，曾在奥巴马任内担任美国负责亚洲事务的最高外交官，被称作“重返亚洲”战略的设计者。他几乎参与了拜登政府在亚洲政策方面的一切事务。美国与英国、澳大利亚的核潜艇协议“AUKUS”正是他的想法。
坎贝尔曾在2016年出版的书中概述自己对亚洲的态度，主张加强现有联盟，并与印度、印尼等国建立更密切关系，以应对中国崛起。
去年7月，美媒刊登了前《华尔街日报》编辑对坎贝尔的对话。身为美国一系列对华竞争、打压与遏制政策的制定者之一，坎贝尔的观点明显从美国主观视角出发、旨在服务美国利益，带有大量对中国外交、发展模式与双边关系本质的曲解及傲慢。在他眼里，中美关系现状，是因为中国崛起挑战了由美国主导的国际和地区秩序。坎贝尔还声称，无论是过去还是将来，美中关系的本质是“竞争关系”。
去年10月，坎贝尔在接受美国“”网站对话时又声称，中美可以在气候问题等双方都感兴趣的领域合作，“我们希望在竞争依然主导美中关系的环境中，双方可以继续进行高层接触和务实的沟通。”
3月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两会记者会上就中美关系阐明中方原则立场。
王毅指出，旧金山会晤以来，中美关系改善确实取得一些进展，这符合两国和世界人民的利益和愿望。但不得不指出的是，美方的对华错误认知仍在延续，所做的承诺并没有真正兑现。打压中国的手段不断花样翻新，单边制裁的清单不断延长，欲加之罪到了匪夷所思的程度。美国如果总是说一套、做一套，大国的信誉何在？美国如果一听到“中国”这两个字就紧张焦虑，大国的自信何在？美国如果只让自己保持繁荣，不允许别国正当发展，国际公理何在？美国如果执意垄断价值链高端，只让中国停留在低端，公平竞争何在？美国面对的挑战在自身，而不在中国。如果一门心思打压中国出国英国美国，美常务副国务卿坎贝尔：美中需要“谨慎共存”，对华建设性外交符合美国利益，最终必将害了自己。
王毅强调，我们敦促美方认清历史发展大势，客观理性看待中国的发展，积极务实地开展对华交往，言行一致地把承诺落到实处。同中方一道，推动中美关系走上稳定、健康、可持续的发展轨道。
35岁留学美国，陶行知：他6岁入童馆，11岁辍学，23岁留学海外，被誉为万世师表
郭沫若称赞他“二千年前孔仲尼，二千年后陶行知”，东南联合大学校长美国人布莱恩·库朋评价他“陶行知的教育思想不仅是中华民族教育史上的一枝奇葩，也是世界教育之林的一面旗帜”。
陶行知是最人民化、最平民化的一个中国知识分子，他认为人生就是要做一件大事来，做一件大事去。他要做的大事就是开启民智、普及教育。
陶行知本名陶文濬（jùn），因欣赏王阳明“知行合一”学说，于是改名为知行。1934年，因认为“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又改名为行知。
少遇良师
陶行知1891年10月18日，出生于安徽歙县。古徽州文化底蕴厚重，崇尚教育，书院、私塾林立，素有“东南邹鲁”之称。陶行知成为一代教育巨匠，与徽州地域文化熏陶密切相关。他一生遇到许多好老师，青少年时期接受的教育对他的一生影响巨大。
▌第一任老师父亲陶位朝
陶父为人笃实厚道，性情温和，早年经营酱园店为业。闲时诗书自娱，有一定的古文功底，后来曾到南京女校做老师。
陶行知在《我的学历及终身志愿》一文中，指出“余生在徽州，此乃一鲜与外界交往之地。余早期汉学教育受业于家父及其他师长”。陶父是陶行知的第一任老师。
▌蒙童馆老师方庶咸
方庶咸，安徽歙县西乡瑶村人，18岁中秀才，后设蒙童馆，教授《三字经》、《千字文》、《古文观止》、《四书》、《五经》等。
陶行知出生地黄潭源与瑶村相邻，行知四五岁时便十分聪明好学，能将邻舍堂前挂的对联，依样描写在屋前的泥地上，一时被村人传为“神童”。6岁时，行知与同伴时常到蒙童馆外听方庶咸讲课。方庶咸发现了不同凡响的行知，大喜过望，爱才心切，便亲往黄潭源拜访其父陶位朝，请其将儿子送来蒙童馆读书。那时陶家经济拮据，按徽州旧时习俗，学童开蒙入学，要设宴请酒，送启蒙老师束脩，破费甚大，因此谢绝了方庶咸的好意。
此后小行知仍不时来门前听课。
方庶咸又两度登陶位朝之门，直抒己见，愿免费带徒。就这样陶行知六岁，正式就读于方庶咸门下，名字仍用父母取的乳名“和尚”。 陶行知的两个姐姐幼年夭折，陶父想让儿子得到佛门保佑，取了这个乳名。当时村里人都叫他“小和尚”。方庶咸认为不雅，取学名“文濬”（《书·舜典》：濬哲文明之意）。
方庶咸一生最大的亮点是成为一代教育大家的启蒙老师。他慧眼识英才，几度登陶父之门动员送孩子入学，功不可没。
▌经馆老师吴尔宽
后来，陶家遭遇火灾，草屋烧光了，投奔陶行知休宁县万安镇的外公家。7岁的陶文濬进了镇上一所私塾读书。
私塾老师吴尔宽，12岁中秀才，后屡试不第，谢绝功名，终生以授童坐馆为业。小行知在吴尔宽门下寒窗苦读，打下了厚实的古典文学基础，尤其是写作方面，诗文格外出众，很受吴尔宽赏识。行知从小就是远近闻名、时常受到师长嘉奖的才子。
一次课堂上，吴尔宽授课：“孟子的学生曾向老师提出一个问题，如果舜的父亲杀了人怎么办？孟子说，那么舜可以不当天子，偷偷背着父亲逃跑，终身孝敬他。这就是说百善孝为先，我们作为人，任何时候都不能做出不孝的事；只有人人都遵守了孝道，这个世界才有秩序。”
陶行知突然站起来：“请问先生，如果普天下的杀人犯都被自己的儿子藏起来，如果普天下的首领都像舜那么自私，国家还能治理好吗？国家岂不是要乱套了？那样哪有秩序可言呢？看来孟子回答学生的话是不对的。”
吴尔宽愣了半天：“孟子是亚圣，这是没有争议的！”
陶行知：“先生，如果大家都按照孟圣人的话去做，那现在不还是春秋战国吗？”
吴尔宽顿时睁大眼睛，紧紧盯着陶行知看，又昂起头，半天没有说话；来来回回踱了几步，先是摇摇头，随后又点点头，连连自语：“童心可鉴，童心可鉴，后生可畏啊。”
▌虚心求教国学老师王藻
1902年，陶行知11岁时，随父亲重新回到黄潭源，辍学在家。 虽然生活比较艰难，但还是边劳作边自学。
当时歙县有位学问极好的贡生王藻先生，在距黄潭源15华里的航埠头曹家任教。陶行知带着自学中的疑问到曹家经馆求教，平常五六天去一次，不能劳作的雨雪天就天天去旁听。
一个风雪天，陶行知前往航埠头，到曹家经馆时王先生在讲解《左传》，陶行知不敢惊动，恭敬静立门外。一两个小时过去了，王先生无意一瞥，才发现门外满身披雪的陶行知，大为感动。“古有程门立雪，今有王门立雪”的故事，一时传为美谈。
后来，陶文濬提问求教：“春秋战国期间，列国充满了斗争。子为什么弑父?兄为何要杀弟?诸侯为何又互相开战？”
王先生长叹一声，说:“唉，人生大罪过，只在自私自利四字。古人说，人人营私，则天下大乱。你要切记：利于国者爱之，害于国者恶之！”
陶文濬认真回答:“王老先生的教言，学生一定铭记。”
▌崇一学堂外籍老师唐俊贤
唐俊贤，英籍耶稣教会牧师。1900年在歙县小北街创办崇一学堂，隶属基督教内地会，是当时徽州最高的学府之一。
陶行知进入崇一学堂，是他人生关键的一步。在《我的学历及终身志愿》一文中，陶行知写道“十四岁始入一中华耶稣内地会学堂，受教于唐俊贤师（Mr.Gibbs），彼当时为仅有之西学教员也。”
陶行知进“崇一”是偶然的机遇。
教堂通事（翻译）章觉甫与陶位朝是朋友，他介绍陶妻到教堂帮佣，做些炊事勤杂。陶行知进城卖柴卖菜后，常到教堂为母亲分担杂活。唐俊贤发现他举止大方，事母至孝，颇有好感。接触几次后，更觉得虽是贫家少年，却熟读诗书，才华横溢，当即决定免去学费，收为崇一学堂的正式学生。这让陶行知一家喜出望外，此时谁也不曾料到，四年后唐俊贤会再一次改变陶行知的生命轨迹。
崇一学堂开设的课程有经学、国文、英文、算术、地理、音乐、医药常识等。中西合璧的教育使陶行知开阔了视野，既可整理过往从父亲、以及父母家乡几位老师先后学到的传统经学和国文知识，又可得到唐俊贤教导，接触西方知识，眼界大开，学业大有长进。
陶行知在墙上题写了自勉的铭言：“我是一个中国人，要为中国作出一些贡献来。”
崇一学堂的翻译兼老师章觉甫，为免除陶行知每天由黄潭源走到县城上学的劳顿，让他在自己家搭伙。章觉甫是陶行知就读崇一学堂时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位恩师。
▌英文老师严达
1908年，陶行知十七岁考入杭州广济医学堂，想通过学医解除广大劳动人民的病痛，实现报效祖国的志向。这所教会学校歧视非入教的学生，他不愿意自己的思想受外国人随意摆布，入学仅三天，即愤而退学，返回徽州专习英文。
陶行知的英文老师严达，曾留学日本学音乐和表演，回国先任新安中学堂英文教师，后往上海从事作曲和电影表演。严达是陶行知补习英语的校外老师，陶行知常去严老师家补习英语，英语水平大为提高，为后来海外留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纵观陶行知青少年时期的授业老师，他们要么有深厚的国学功底，是前清的博学鸿儒，要么是留学回国的饱学之士，有国外学习经历，还有外籍教师唐俊贤。除了陶行知本人天资聪慧外，徽州遍及城乡的书院、崇尚教育的风气以及徽州“十户之村、不废诵读”的文化背景，给少年陶行知提供了求学机会。在陶行知生活的年代能接受如此高质量的教育，而且中西合璧式的教学，的确是凤毛麟角。
▌外出求学，漂洋过海
1909年陶行知投靠苏州的表兄，在街头邂逅恩师唐俊贤，他的人生命运由此出现了重大转机。
经唐俊贤推荐，陶行知于1909年秋考入南京汇文书院预科。第二年春，汇文书院与宏育书院合并，成立金陵大学。陶行知秋季直接升入金陵大学。1914年，以总分第一名的成绩毕业，在毕业典礼上宣读论文《共和精义》，虽以政治为题，但《共和精义》处处指向教育：
“人民贫，非教育莫与富之；
人民愚，非教育莫与智之；
党见，非教育不除；
精忠35岁留学美国，陶行知：他6岁入童馆，11岁辍学，23岁留学海外，被誉为万世师表，非教育不出。”
时任江苏省教育会副会长黄炎培于台下观礼，对陶行知的论文印象十分深刻，以至32年后陶行知去世，他题写挽诗，想起的仍是那次见面的场景：“秀绝金陵第一声，当时行知号知行。”
陶行知留学时和导师合影
大学毕业后陶行知赴美留学，先入伊利诺伊大学攻读市政学，半年后转入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其间哲学家、教育家约翰·杜威“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的观点对陶行知产生了很大影响。
投身教育
▌推进平民教育
回国后，陶行知先后任职于南京高等师范、国立东南大学，大学教授舒适的生活，让他很快将家眷接来，一家人其乐融融，过了一段难得的安稳日子。
然而，那时的中国却是满目疮痍，国家贫困到难以想象的程度，四万万同胞有两亿是文盲，有七千万儿童没有任何接受教育的机会。陶行知说，这病根，乃在教育，教育改造是中国社会改造最为有效之道。他立下了“要使全中国人受教育”的宏愿。
那时的陶行知，本可以转身为人上之人，谈笑于鸿儒之间，然而他却把目光盯住了中国最底层社会。中国以农立国，人们十之八九生活在乡下，所以中国的教育，就是到农村去的教育。农村如果没有改观，国家就没有希望。这样的状况让他下定决心：
要筹募一百万元基金，征集一百万位同志
创办一百万所学校，改造一百万个乡村
使个个乡村都焕发出新生命
合起来造成中华民国伟大的新生命
为了更好地推进平民教育，陶行知从城市走向农村。他辞掉大学教授的优渥待遇，当时大学一个月的收入是四百个现大洋，在北京买整一套四合院，不过花费三个月的薪水，而这一切他统统不要了。
陶行知在1923年的家信中写道：“我本是一个中国平民，无奈十几年的学校生活渐渐把我向外国的贵族方向转移。好在我的中国性、平民性是很丰富的，我的同事都说我是一个‘最中国’的留学生。经过一番觉悟，我就像黄河决了堤，向中国平民的路上奔流回来了。”
他走街串巷，亲自把平民教育送到部队里、工厂里、商店里、善堂里、监狱里、济良所里。他也进入熟人的家庭，比如他的同乡好友姚文采、东南大学的几位教授，都决定在家里开办识字班，把全家人包括车夫、保姆、佣人，都变成识字的人。去栖霞寺时，陶行知打听到寺庙里有几个和尚不识字，就劝说慧空和尚，如果他能把全庙的和尚教得识字读书，考试及格，取得”民国识字文凭”，就发给他平民教师的证书。总之，他踪迹所到之地，即是平民教育所到之地。
为了普及平民教育，陶行知亲自编写了两本教材：《平民千字课》和《老少通千字课》，奔走全国各地，义务教广大农民兄弟识字，并免费赠送这两本教材，但有一个条件，就是接受的人要教会身边两个人识字。
陶行知在开封90多个县教育局演讲，当场有73个县命令全县学校都要设平民学校；64个县认定全县不识字的人都要接受《平民千字课》的教育。平民千字课发行量超过了300万册。
他不断为“平民教育”四处奔走，在南京、安庆、北京、南昌，创办了不少平民读书处和平民夜校。北京有100多个平民读书处，南京有126所平民学校，学生近5000人。照数字推算，30万人的教育种子已经播撒下去。
这之前中国的平民教育提倡了20年，依然是局部的小规模试验；有了陶行知上下发动，奔走呼号，深入民间推广，一两年间就发展成如火如荼的全国规模运动，这不能不令教育界人士所折服。
陶行知身体力行，做到了他在《第一流的教育家》中提出的”敢入未开化的边疆，即是开辟精神。……在教育界，有胆量创造的人，即是创造的教育家；有胆量开辟的人，即是开辟的教育家，都是第一流的人物……”
▌创办晓庄师范
后来，陶行知移居到南京郊外的晓庄，这是一个极为落后贫困的中国普通村落。
1927年3月15日，晓庄师范正式开学，陶行知称之为“生活教育从理论到实践的第一天”。他将“小庄”改为“晓庄”，一字之差，南京城外的这块荒郊野地，由此成了“天亮的地方”。“晓庄”不远处的“老山”，被改名为“劳山”。“晓庄”与“劳山”合在一起，显示出陶行知要用“劳动”和他的“师范学校”来培养真正能将贫困的乡村改造好的教师。
开业典礼上，挂着一副陶行知亲自撰写的对联：“和牛马羊鸡犬豕做朋友；对稻粱菽麦稷棉下工夫。”清楚表达了这所学校的办学宗旨。
晓庄师范开学了，校舍还没有盖起来，有的教师和学生住在临时帐蓬里，有的住在农民家里。陶行知先是住在帐蓬，后借住在一个姓陆的农民家里。这家共有三间草房，东头住主人，中间放农具兼吃饭，西头是喂牛的地方，陶行知就住在牛屋里。有人看到牛屋里到处有牛粪，劝他换一个地方，他风趣地说:“一闻牛粪诗百篇”。
平时，他和师生一起挑粪、种田、种菜、烧饭。有人说他是挑粪校长,他写了一首自立歌，来勉励自己和师生：
滴自己的汗,
吃自己的饭。
自己的事,
自己干,
靠人,靠天,靠祖上，
不算是好汉。
一时间晓庄师范成为当时教育界的中心，参观学习者纷至沓来，包括蒋介石、蔡元培、蒋梦麟、冯玉祥、庄泽宣、梁漱溟等知名政界、学界人物。访问者中尤以陶行知在哥伦比亚大学的老师克伯屈教授评价最高：“如大家肯努力，恐一百年以后，人们要回过头来纪念晓庄，欣赏晓庄！这就是教育革命的策源地。”
然而1930年4月，3岁的晓庄师范便夭折了。陶行知成了国民政府的通缉要犯。
当时为了反对英国商会压迫工人，抗议国民政府默许日本十多艘军舰无视中国主权，闯入长江，停靠下关码头，南京城里常发生学潮和罢工罢市，晓庄学生总是走在前列。蒋介石密令晓庄停办，陶行知得到消息，立即撰写了《护校宣言》，说晓庄的门可封，它的嘴不可封，它的爱人类和中华民族的心不可封。
接着南京卫戍司令部派出军警，缉拿陶行知，解散学校，士兵查封晓庄，但晓庄没有围墙，没有校门，朱笔大封条竟不知道贴在何处。在逃亡的夜里，悲愤的陶行知告诉学生们，晓庄已经撒出无数种子，这样的学校是无法封闭的。
▌重庆育才学校
1938年10月，陶行知从欧美归国后，在重庆创办了育才学校，为新中国培养出了一大批杰出人才，最知名的是前总理李鹏。
育才学校
育才学校旧址是一个古庙。学生是有“特殊才能”的孩子，在教学上不同于普通教育，把学生分为音乐、戏剧、文学、绘画、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六个组。这6个组聘来的老师也不同凡响，音乐组组长贺绿汀，戏剧组组长章泯，舞蹈组组长戴爱莲，绘画组组长陈烟桥，文学组组长大诗人艾青。
著名画家丰子恺、华君武，著名音乐家任光、马思聪等都曾在学校任教。此外，郭沫若、茅盾、冯雪峰、夏衍、聂绀弩、翦伯赞、邵荃麟、胡风、何其芳、田汉、吴玉章、周谷城、秦邦宪、萨空了、徐迟、姚雪垠、等都曾来学校兼课或举办讲座。如此强大的师资阵容，在现代教育史上都是罕见的。
“皖南事变”后，育才学校遇到了极大的困难：原来国民党“赈灾委员会”按月拨给育才的经费停发了。陶行知四处募捐，筹到的款却少得可怜。近300名师生的伙食发生了严重危机，最困难的时候，师生每日只能喝两顿稀粥。为了孩子美国top30名校留学，他不得不把全部精力都用在筹款上，终于病倒了。
朋友来看他，陶先生忧虑道：“物价飞涨，入不敷出，我们只剩下一个鼻孔露在水面上透气了。”
朋友心疼地说：“唉，你这是何苦呢？抱着石头游泳，终有一天连自己也会沉下去的。看你瘦得只剩下一副骨架了。”
陶先生真诚地说：“育才的孩子大多是失去父母的孤儿，我能丢下他们不管吗？要我丢下育才，比死还难受啊！你说我是抱着石头游泳，不对，我是抱着爱人游泳！我一定要游过急流险滩，到达胜利的彼岸。”
▌最后的演讲
由于国民党反动派阻挠迫害，育才学校已难以在重庆附近生存。
1946年4月，陶行知风尘赴赴来到上海，一方面寻找新的育才学校地址，一方面为反独裁、争民主，反内战、争和平奔走呐喊。在他生命的最后100天，他在工厂、学校、机关、广场发表演讲100余次。
6月23日，上海各界争取和平、反对内战代表团赴京请愿，陶行知在北站五万人欢送大会上发表演讲。陶行知大声呼吁：“八天的和平太短了，我们需要永久的和平！假装的民主太丑了，我们需要真正的民主！”
6月25日，陶行知在国际饭店代表54个人民团体举行外国记者招待会上，要求美军立即撤退。
6月29日，陶行知与郭沫若、沈钧儒等发起《致美国人民书》。
7月，著名民主人士李公朴、闻一多先后遭国民党特务暗杀，陶行知亦被列为黑名单第三名。陶行知一面作好了“我等着第三枪”的牺牲准备，一面继续坚持斗争，视死如归。
陶行知没有遭受特务暗杀，但因长期劳累过度，健康过损，又受好友李、闻事件的刺激过深，1946年7月25日突发脑溢血，周恩来、邓颖超、沈钧儒等闻讯赶往探视。抢救无效，不幸逝世于上海，享年55岁，离闻一多被暗杀仅仅隔了10天。
12月1日，陶先生的灵柩回到南京，城里的老百姓自发为先生扶灵，送他回晓庄。沿路上人们唱着，哭着：“你去了，我们穷孩子的保姆，我们的朋友，人民的导师。”挽联在飘，是毛泽东亲笔题写的悼词，“痛悼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千古”，而旁边，是宋庆龄题写的四个苍劲大字：“万世师表”。
家人故事
▌陶行知的母亲
陶母不但操持家务，还为人缝衣做鞋，补贴家用。陶行知从小肯帮妈妈做事。妈妈纳鞋底，他帮助整理碎布片；妈妈洗衣服，他跟到小溪边递棒糙、拿肥皂。还帮妈妈洗菜、喂鸡。
他帮妈妈做活，妈妈就给他讲故事：城里有个女人，死了丈夫，一年后改嫁，附近的人看不起她，过河时竟不让她乘船。她觉得自己没错，你们不让我乘船我就不坐。她天天攒钱，几年以后攒够了钱，请工匠在河上修了一座桥。过桥的人都感激修桥人的功德。他听了惊讶地说：“一个人就能修一座桥，决心好大!”
陶家生活过得很节俭。陶母接过祖传的剃头刀，为儿子和丈夫理发，从不请别的师傅代劳。陶母1933年病故，陶行知写了一首《慈母遗刀》的诗：这把刀！曾剃三代头，细数省下钱，换得两担油。
▌原配夫人汪纯宜
陶行知曾痛哭过三位伟大女性：”母亲，纯宜妻，文渼妹，你们实在是三位最伟大的女性，实在是被我拖垮累垮的啊!”纯宜妻，便是陶行知先生的原配夫人汪纯宜。
汪纯宜比陶行知小4岁，三岁时父母双亡，靠爷爷奶奶抚育长大。她从小聪慧好学，五六岁就能背”三字经”、”神童诗”。爷爷奶奶故世后，由叔父培养，叔父省吃俭用，始终供她读书。叔父故世后，汪纯宜孤身一人在崇一学堂学习，和陶妹是同学。
1914年，陶行知大学毕业后与汪纯宜结婚，同年赴美留学，他们一生育有四子。由于陶行知一生尽瘁国事在外奔波，汪纯宜在家不断担扰，尤其是陶母、陶妹故世后，陶行知与大儿子在外，一家重担全落在她身上，1936年汪纯宜落病早逝，终年41岁。
▌第二任妻子吴树琴
吴树琴是陶行知的第二任妻子，她与陶行知是同乡。
1938年毕业于中法大学药学专修科，在中西药房去工作。后来陶行知在重庆创办育才学校的同时35岁留学美国，又创办了晓庄药物研究所。吴树琴跟随陶先生在药物研究所工作，研究出专门治疗疟疾的特效药奎宁，很快运到了农民、工人、学生、士兵手中。吴树琴第一次体验到学有所用的乐趣，也第一次分享了成功的喜悦，于是更加敬佩陶先生。
1939 年一个冬天的夜晚，吴树琴和陶行知漫步大花园中，陶行知说:“我们已给那么多苦孩子建立了一个大家庭，我们自己也需要一个小家庭，我们结婚吧。”
陶行知比吴树琴大24岁，年龄的差距，家庭的反对，世俗的偏见，人言可畏。吴树琴说:“我一直很尊重陶行知，也爱他，但我没有想过成为他的妻子。”她向父母讲起自己的感情，父母总以陶行知年纪太大、生活漂泊无定劝阻。吴树琴内心矛盾、痛苦至极。陶行知为了征得吴母同意，专门给她写信。
1939 年 12 月 31 日，陶行知和吴树琴在北碚凤凰山育才学校举行了婚礼。没有张灯结彩，只有校内百余名师生和前来贺喜乡民们热情的祝福。
新婚第四天，郭沫若、李公朴、邹韬奋、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等十几位好友赶来祝贺。冯玉祥将军派人送来了一对怀表，上面刻有“共同奋斗”四个字，以示祝贺。吴树琴说：“我和行知先生一直珍藏着此表，即使是育才学校几度发生经济困难，陶行知想拿它去典当，但是难以割舍，直到南京和上海陶行知纪念馆成立时，应他们的要求，我才分别捐赠给南京陶馆和上海陶馆。”
吴树琴长叹一声，伤感地说：“从迷信来讲，这张照片拍得不好，男的坐着，女的站着，日后，男的肯定是短命，结果就是这样。我们婚后仅仅只有七年，这短暂的婚姻不是太残酷了吗?”
陶行知去世后，吴树琴移居南京，一如既往地关心教育。1959年，印尼出现排华逆潮，政府分批接运一部分侨胞回祖国，给予安置。吴树琴利用业余时间了解华侨生的生活学习情况，建议有关部门切实解决侨生们遇见的实际问题。平日里吴树琴生活节俭，将积余下的部分工资和稿酬版税捐给生活困难的小学生，让他们完成学业。她说，总感到陶行知仍如影随形地伴陪她，勉励她工作。
万世师表
旷代陶夫子，高风世所钦。弦歌村舍起，桃李满园荫。不带半根草，捧来一颗心。于兹四十载，犹绕哲人音。
这段诗词赞誉的便是我国近代著名的教育家陶行知先生，他以一己之力，成功推进了一个落后贫穷国家的教育改革；其功德之大，旷古未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