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来菲律宾访学,一个重要的动因是:我们对这个邻居了解太少。而当鲁马纳(Chito Sta )先生在接受笔者的访谈时,也免不了抱怨那些菲律宾的决策者,说他们不了解中国。
鲁马纳先生是菲律宾中国研究协会的主席,确实,很难有其他的菲律宾人像他那样了解中国。老先生已是头发花白,年轻时曾经是左派学生领袖。在他与其他学生领袖来华访问时,正值马科斯宣布军事统治,从而被迫开始了多年的流亡中国生涯。在中国期间干过农活,在北京语言大学学习汉语。马科斯倒台后,他仍然选择生活和工作在中国,担任美国广播公司(ABC)的驻华首席记者。直到前几年,他才退休回到菲律宾。由于他有着近40年在中国生活和工作的经历,甚至一度被有些媒体猜测是驻华大使的候任人选。目前,他担任主席的菲律宾中国研究协会,致力于把不同大学、机构的中国研究专家联系在一起。而他本人,也亲自坚持在菲律宾大学亚洲中心讲授与中国相关的课程。
凭着对中国的熟稔,鲁马纳先生对于中菲关系特别是南海争端有着更为现实的看法。一方面,作为菲律宾人,他也抱怨中国没有认真与菲律宾方面开展对话,甚至曾经在APEC峰会上没有理会阿基诺总统的会面请求。另一方面,他也知道南海问题的根本之道在于合作而不是对抗QS100名校留学,他知道引入美国因素对菲律宾没有好处。菲律宾需要同时与中国、美国做朋友,奉行更加独立的外交政策。
鲁马纳(Chito Sta )先生接受笔者访谈照片
但是,至少在目前,这样的观点并不是菲律宾外交政策的主流。菲律宾的主要着力点还是依赖美国,甚至东盟来牵制中国,在手段上则是利用国际化、联合国海洋法,从而达到在外交上、舆论上孤立中国的目的。但是,正如鲁马纳先生所言,这种政策并不了解中国的动机与后果。事实也已证明,中国采取了更为强硬的反制措施,菲律宾或许会在外交和国际舆论上赢,却会在实际上输。难道这是一个对菲律宾有利的结果吗?
这是一种典型由于双方误解而产生的僵局。菲律宾没有浓厚的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偏好,可以说是亲美但不反华。其目前政策的根源在于认为无法与中国打交道,忽视了中国诉求及其根源并且误判了中国的反应。而中国的误解则在于认为菲律宾是美国的铁杆小兄弟,很容易给其行为贴上反华的标签。中国方面可能比较怀念阿罗约总统时期的中菲关系,因此不太愿意与阿基诺三世打交道,而是希望等2016年选出新总统后改变对华政策。
可是,一国外交不只是领导人的个人行为。无论中国还是菲律宾,其行为都源自各自的历史、文化与现实。不掌握对方这方面的情况,我们就很可能误解对方的行为菲律宾留学生在中国,从而导致不必要的摩擦。在南海问题上,主要矛盾在于主权利益的冲突,但在具体的处理方式上则受制于各自对对方文化与行为的认知。主权争端或许很难在短期内解决,但对对方的深入了解有助于改善相互打产道方式,从而避免无谓的误解与摩擦。
可惜的是,菲律宾国内像鲁马纳了解中国的人还是太少。作为一个亚洲国家,菲律宾可能比任何一个亚洲国家都要西化。西班牙的殖民统治给它带来了天主教,美国的殖民统治给它带了英语,菲律宾人虽然有着亚洲的基因,但从文化上已更加倾西方,也更加了解西方。所以,毫不奇怪的是,菲律宾的精英更了解的是西方,特别是美国。中国,虽然在地理上十分邻近,但在心里上则像一个遥远的邻居。
在菲律宾,天主教堂比比皆是
像鲁马纳先生这样的经历无法再复制,绝大多数菲律宾人不可能对中国有很深的体验。当前的总统阿基诺三世,在马科斯时期曾长期与其父母一起在美国过流亡生活,而外长罗萨里奥,则是在美国拿到的学位。目前,美国有线电视(CNN)的菲律宾频道刚刚落地。无论在语言还是思维上,菲律宾的脉博更多地是跟着美国一起在跳动。
但值得指出的是,菲律宾正在这方面做出的努力。菲律宾国际关系学者不算多,研究中国者当然也不多。但他们都努力致力于与中国方面的学术交流。笔者目前访学所在的亚洲中心,其中国方面的专家主要是巴维尔亚( )教授,她以前曾担任过亚洲中心的主任。今年暑假,她正筹办一个面向中国博士生和年轻学者的短期项目。负责接待我的Ivy 给自己取了一个美丽的中文名:颜爱美,她既是亚洲中心的工作人员,也是巴维尔亚教授指导的硕士研究生,曾多次来中国进行短期交流。
菲律宾大学亚洲中心
我还有机会拜访了雅典耀大学中国研究项目的主任锡(Daisy C. See)教授和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巴泰( T. Bata)先生。雅典耀大学是菲律宾最好的私立大学,阿基诺三世也是这里的毕业生。这也是菲律宾唯一有专门研究中国的机构的地方。中国研究项目已经有28年的历史,可以提供中国研究的学士学位。中国研究中心则是在一位菲律宾华人邝立铭先生( )先生的资助建立下,负责组织会议、联系讲学、留学等。这两位都能够讲流利的中文,锡教授还在北京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则年轻的巴泰则在复旦大学获得的社会学硕士学位,目前正在位于武汉的华中科技大学攻读博士学位。
雅典耀大学的中国研究项目
要更好地管理好中菲关系菲律宾留学生在中国,在亚洲最西方化的国家菲律宾,“知华派”去哪儿了?,既需要加快我们的菲律宾研究,也需要进一步推动更多的菲律宾人更好地研究中国。从鲁马纳先生的经历与观点来看,只有对中国真正了解的人,才有可能对中国采取一种更加理性、务实的政策。巴泰也在访谈中提及,他有次带一位菲律宾学者到中国访问,虽然仅仅只有三天,但那位学者已经感受到,中国与菲律宾媒体上说的不一样。
有学者曾对菲律宾来华留学青少年心中的中国、美国、日本等国家形象进行调查,其结论是:在菲律宾青少年心目中,“中国”“、美国”和“日本”总体形象都是积极的,但相比较而言,“日本”的负面形象远远高于“中国”和“美国”。(陈燕玲:《菲律宾青少年关于中美日国家形象的认知——基于“词语自由联想”测试的分析》,《当代修辞学》2014 年第 2 期)这也间接表明,来华学习对于培养菲律宾青年的友华情感是有好处的。
所以,出于长远“投资”菲律宾的考虑,中国应该大力鼓励菲律宾青年来华留学。目前来中国的菲律宾留学生非常之少。根据国家留学基金委员会的统计,2014年的来华留学生中,按国别排序前15名分别是:韩国62,923人,美国24,203人,泰国21,296人,俄罗斯17,202人,日本15,057人,印度尼西亚13,689人,印度13,578人,巴基斯坦13,360人,哈萨克斯坦11,764人,法国10,729人,越南10,658人,德国8,193人,蒙古7,920人,马来西亚6,645人,英国5,920人。菲律宾有多少人,这个统计中没有,我也不掌握具体的数字。但从各方面反映的情况来看,数量不多应该是可以确定的。
暨南大学代帆副教授的研究也可以验证这一点。他曾在菲律宾进行相关调研,其结论是: “尽管中国政府在菲律宾建立了三所孔子学院,而且本调查的部分受访者也来自孔子学院,但在留学目的国的选择上,除了美国遥遥领先外,中国( 4%) 依然远不及日本( 12%) 。从族群的角度进行细分,菲裔选择美国、中国和日本作为留学目的国的比例分别为 73%、1. 9%、13.1%,华裔的比例则为 60.9%、14.8%、7.8%。一些菲律宾学生在访谈中认为,申请日本政府奖学金的难度较低,中国政府提供的奖学金不仅名额少,而且很多菲律宾人不了解申请渠道。”
对此,可能需要中方做更多的工作,如加大宣传与支持的力度,提供更加多样化的留学形式等等,让未来的菲律宾精英对中国有更加全面和客观的了解。笔者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中得知,留学中国的菲律宾学生们组织成立了一个中菲友谊协会(-China Club),热衷于与中国的青年们进行交流。期待今后有更多的类似交流纽带。对中国这样一个崛起中的大国来说,外界的敌视常常源于不了解,知华才是亲华的前提。尽管当前两国在南海争得激烈,但培养菲律宾的知华派是一项长远的战略考虑与“投资”,千万不能被忽视与耽搁。
菲律宾海外留学,菲律宾为何成世界服务员之乡?
原创 本星君 读懂本星球
作者▏鑫一元
出品▏本星君
后台小编的老家城市,有个很有趣的现象:
这里的民营医院都是福建人士开办的(甚至姓氏都一样);这里的旅行社、导游都是D三省人士;这里的厨师基本上是四川的;这里升迁最快的官员,大多是从小在华东S省勤奋读书以求在千军万马中过独木桥,最终为了实现自己仕途梦想的。
其实放眼全球英国G5院校留学,国际人才供给中,也有这样的地域聚集现象。例如今天我们要说的菲律宾,虽然人口只有一亿人,但是却为全球提供了大量外出务工服务业人员。菲律宾因此被称为“世界保姆之乡”(或者说“世界仆人之乡”)。
小编曾经也在香港的写字间“搬过砖”,深知香港社会有多离不开菲佣(菲律宾籍的家庭佣人)。
有个独特的现象是,每个周日,在香港的中环等地繁华闹市区天桥上,菲佣们席地而坐,欢乐的聊天、唱歌、打牌。我第一次看到这个场景时候很震撼,因为周日的香港繁华街头,菲佣才是主角的样子。
▲港岛的人行天桥上每到周日都是这番场景,菲佣们拿大纸壳既当隔板又当坐席,成堆在这里打牌吃零食,这是最便宜的社交场所。上图拍摄地点就在香港著名的四季酒店南侧的天桥上,四季酒店内富豪在社交,外面是菲佣在聚会
详询了香港的同事,我才明白,这些菲佣相当于我们讲的住家保姆,在香港没有自己的居住地。
每个周日是菲佣们的强制休息日,而休息日他们也就不能在雇主家待着了。在天气炎热的香港,天桥就成了菲佣们休闲避暑的聚集地(此外还有一部分是印尼来的佣人,但印尼佣人显然不如菲律宾佣人那么世俗化)。
香港因为离菲律宾很近,拥有众多菲佣我们见怪不怪了,但在遥远的美洲加勒比海的游轮上,菲律宾雇员的身影就更让我钦佩了。
加勒比海上的游轮从规模数量到奢华度都冠绝全球。2019年之前,往返于美国迈阿密和中南美洲各地的游轮不计其数。
在美国的留学生小伙伴说,美国本土的打工仔,以墨西哥人居多,而这些游轮本来就是往返于美国和中南美洲,所以他曾以为,那些性价比很高的中南美洲年轻劳动力会是游轮上雇员的绝对主力。
▲后疫情时代,再次起航的外国邮轮
令他意外的是,他第一次上游轮玩儿,从登上游轮开始,就发现了很多亚洲工作者的身影。
在邮轮这样密闭的空间,这些雇员往往需要承担多份工作,白天他们是餐厅的服务员、泳池的救生员,晚上又变身酒吧的酒保、赌场的荷官……
小伙伴忍不住询问了这些亚裔雇员来自哪里,得到一个共同的答案——菲律宾。
菲律宾以全球1.4%的人口比重,为全球提供了30%的航船员工。
▲游轮上的菲律宾籍员工举着菲律宾国旗欢迎客人。这是疫情后的照片
菲律宾全国劳动人口中至少有十分之一的人,是在海外务工。菲律宾海外务工人如何遍布全球,他们因何被菲律宾政府称为国民英雄?
1.菲律宾人海外务工的传统
菲佣的名号之所以能名扬全球,也是靠长期积累起来的,而菲律宾人远赴海外工作的传统要追溯到16世纪。
大航海时代的到来,让菲律宾成为了西班牙的殖民地,从那时起,菲律宾人就被西班牙殖民者强征到西班牙的造船厂工作,主要承担造船、修理等工作,或是直接到海上当基层水手。
所以,第一批菲律宾海外务工人员就是与船和海打交道的。或许,现代游轮上如此之多的菲律宾雇员,也算是一种传承吧。
十九世纪末,在美西战争之后,菲律宾成为了美国的殖民地。宗主国的改变,让菲律宾海外务工人员的步伐迈得更快、更远了。
恰逢此时美国颁布排华法案,在美华人劳工减少,菲律宾劳工被大规模强招入美国,弥补华人减少而空缺的岗位,从事大量低端、廉价、艰苦的工作。
在菲律宾独立之前,菲律宾海外务工者主要是被殖民者强招到欧洲和美国工作的。
独立之后,因为菲律宾国内经济萧条,国家不能为国民提供足够的就业岗位,菲律宾人又开始自发的前往海外工作。
西方世界是菲律宾人外出务工的第一步,在欧洲的轮船、美国的农场,甚至美国的雇佣军中,都能看到大量菲律宾人的身影。
随着世界全球化的进程,世界各国对海外雇员的需求以及工种也在发生着变化,伴随着这种变化,菲律宾人也走向了全世界。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石油危机后,中东国家成为了菲律宾劳务输出的重要新目的地。
石油危机后,中东国家在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发展迅猛,多个行业都需要大量的人力资源。
而中东国家的人口基数很小,本土人口完全无法支撑庞杂的现代化产业。因此,各行各业都将视线转移到海外,寻求海外劳工来弥补劳动力的不足。
劳动人口富裕的菲律宾抓住了这个机会,成批的劳工奔赴中东土豪国务工。
菲律宾的年轻男性可以奔赴欧、美、中东,做船员、劳工、雇佣军,年轻女性能去海外工作吗?
答案是肯定的。
在职业女性越来越多的今天,以家庭佣工为主的服务行业对外来务工人员的需求巨大;与此同时,随着人们对健康的追求以及传染病防控压力等诸多因素,护士也成为各个国家最急缺的人力资源。
▲1929年菲律宾马尼拉的护士学校的照片
女性这两个行业都有着天然的优势,随着东南亚地区跨国劳动力流动开始向女性化方向发展,菲律宾妇女也逐渐涌入国际劳动力市场。
▲美国加州的护士至少有五分之一是菲律宾人,新冠疫情后这个比例更高了,据说达到30%。美国各地的护士也很多是菲律宾人
2.外汇摇钱树还是国民英雄?
如此多的青年劳动力远赴海外工作,菲律宾政府不着急吗?
菲律宾政府不但不反对国民赴海外务工,还非常鼓励,因为——外汇收入。
目前,菲律宾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劳务输出国之一,每年都有大量劳动力被输送到世界19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海外工作的劳工们将辛苦赚来的美元、欧元、港币邮寄回菲律宾的家人。
积少成多,这些劳工们寄回国的血汗钱成为了菲律宾非常重要的外汇收入,海外务工人员每年赚取的外汇已经超过菲律宾GDP的10%,超国民总收入的8%,这些汇款已经成为菲律宾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撑。
既然海外务工人员对菲律宾经济做出了重大贡献,菲律宾政府当然要支持和保护他们,不但如此,政府媒体还将他们称之为菲律宾的国家英雄。
上世纪七十年代开始,菲律宾政府就开始制定一系列政策,并组建专门机构支持鼓励菲律宾海外务工人员。
1974年,菲律宾政府颁布《菲律宾劳工法》,将对海外务工人员的权益保护纳入法律范畴。
与此同时,菲律宾还成立了“海外招聘发展委员会”和“国家海员委员会”等相关机构,专门为菲律宾海外劳工人员提供技能登记、技术培训、岗位对接等服务。
1982年,为提高工作效率,菲律宾将这两个组织合并为“菲律宾海外就业署”,此机构在提升海外劳工的质量,并为他们争取更多的岗位和工作条件上做了大量工作。
1995年,菲律宾将每年的6月7日定为菲律宾外籍劳工日,以纪念和表彰他们对菲律宾所做出的贡献。
▲2018年,在科威特打工的一位菲佣被发现死在雇主家中,尸体被藏在雇主冰箱里,这是该菲佣的姐姐见到妹妹遗体时痛哭的场景,此事还引发了菲律宾和科威特之间的外交危机
3.忍辱负重,只是为了下一代?
虽然菲律宾国内将海外务工人员宣传为“国民英雄”,但不可否认,菲律宾劳工们在海外从事的大都是以体力为主的基础性工作,挣得都是辛苦钱。
虽说行业没有贵贱之分,但雇主决定着菲律宾海外劳工的去留,他们之间的不平等关系使很多菲律宾人不可避免的遭到剥削,而这样的剥削除了经济利益以外菲律宾海外留学,还包括精神剥削甚至性剥削。
比如像家政服务这样“私人”性质的行业,很多国家都没有好的监管措施,性骚扰、虐待等事件经常发生。特别是在中东等宗教信仰与菲律宾迥异的地方,时常被爆出菲律宾劳工遭受虐待甚至死亡的消息。
海外劳工都是临时性的工作,受到国际形势和各国经济形势的变化影响很大,这也让菲律宾劳工的工作变得极其不稳定。
一旦遇到经济危机,各国政府为了避免本国劳工就业率的下滑,都会鼓励企业首先保证本国劳动力就业的权利,为此,只有首先辞退外籍劳工。
比如,在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的时候,在美国、日本等劳务输入大国,失业人数成倍增加,而首先卷起铺盖卷回家的,就是菲律宾劳工这样的外籍务工者。
为了提升海外务工人员的竞争力,菲律宾也尝试以教育为突破口,通过教育和培训,提升年轻人的学历,以期让菲律宾年轻人在海外工作的时候有更多的选择和可能性。
菲律宾教育水平在发展中国家中处于领先,人平均接受教育时间为11.5年,初等教育完成率为90%;近年来,菲律宾海外务工人员中,一半以上拥有高中学历甚至大学学历。
同时,因为从小就接受双语教育,80%的菲律宾人能讲英语,为他们在海外务工创造了条件。
然而,在那些经济发达国家的雇主看来,菲律宾海外务工人员=菲佣或劳工。
高学历的菲律宾海外务工人员,也很难找到体面的工作。
反而,菲律宾海外工作人员的学历越来越高,让他们也变得越来越内卷。拥有大学学历的年轻人从事家政服务,菲律宾国内的医生到海外当护士,都变得越来越常见。
背井离乡、工作不稳定且没有保障、从事辛苦和自身专业能力不匹配的工作,为什么还会有如此多的菲律宾人选择海外务工呢?
说的底,还是一个“钱”字。
菲律宾劳动人口充裕,但国内经济一直不景气,很难给在国内就业的年轻人提供满足他们物质需求的岗位。
而到发达国家务工,虽然艰辛甚至遭受不同程度的剥削,但菲律宾人到海外务工的收入往往是在本土就业的十倍到几十倍。
菲律宾海外务工者将挣到的钱花到哪里去了呢?
答案是:教育。
他们将在国外省吃俭用挣到的血汗钱寄回国内后,除了贴补家人们的基本生活外,主要将钱投入到了子女的教育上。
开眼看世界的菲律宾外务工者,大多希望自己的子女以后也出国工作甚至移民,但并不希望他们未来继续从事和自己一样的职业。
而他们能为自己子女做的,就只有投资教育。
然而,任何的投资都是有风险的,包括教育。
前些年,护理专业是菲律宾职业教育中最抢手的专业之一,因为发达国家对护士的需求很大,很多国家都从海外引进执业护士,在菲律宾学成并拿到护士执照后,到海外工作甚至通过职业移民的机会都比较多。
但是菲律宾海外留学,菲律宾为何成世界服务员之乡?,任何一个职业的发展都有一个周期,由于这些年菲律宾学护士专业的人数太多,拿到护士执照的人数远超发达国家护士引进需求数,菲律宾的执业护士开始内卷起来。
新冠疫情的爆发后,为了保障菲律宾国内的医护资源,菲律宾政府还严格限制本国护士到国外工作的数量。目前,在菲律宾,想通过先学习护理专业,然后到海外工作或者移民这条路就越来越难了。
网上曾经有一个很火的视频,是马某演讲时对俞敏洪说的,他说“很多年以后,新东方可能不在了,但教育一定还在”。
对于那些“望子成龙”的菲律宾海外务工者来说,一个热门专业可能风光不在了,但教育一定还在。
马来西亚和菲律宾留学哪个好,读博鄙视链:去东南亚的,就是“水博”?
澎湃新闻记者 吕新文 实习生 肖霞洁
湖南邵阳学院1900多万元引进23名菲律宾博士近日引发热议,有媒体报道,类似事件在国内高校并非个例,如一些国内高校教师到菲律宾和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留学读博后再被原学校引进,他们因此被称为“马菲博士”。在马来西亚、菲律宾等东南亚国家读博士的含金量如何,也成为被关注的焦点。
在不少人眼中,到东南亚读博是能以相对低的成本,提升学历的“权宜之计”。
多名从事东南亚留学咨询的人士告诉澎湃新闻,“东南亚博士”是不是“水博”不能一概而论,要看国家,也要看学校和专业,抛开菲律宾不说,仅就马来西亚而言,有些学校在国际上排名并不低马来西亚和菲律宾留学哪个好,读博鄙视链:去东南亚的,就是“水博”?,比如马来亚大学。
在东南亚的读博群体中,有高校教师,也有刚从大学走出来的硕士毕业生或同等学历者。有人想潜心钻研学术,也有人想提升学历,但受家庭、资金和语言能力等限制而选择了东南亚。他们都在寻找突围之路。
93年的二胎母亲刘悦(化名)就是其中一员。她曾就读于我国中部某985大学,专业是社会学,又在香港读了社会学的硕士。生完二孩后,考虑各方因素,刘悦开始了博士申请,目前她在马来亚大学读教育学博士一年级,暂时在上网课,将于今年8月前往马来西亚准备开题。
“其实还挺无奈的。”刘悦说,实际上,马来西亚前五的公立大学读书都很难毕业,需要在全英文的环境下去学习、发文章,她想要毕业,也需要发表一篇SSCI(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收录文章或者是两篇(全世界最大摘要和引文数据库)收录文章,并不如中介当初所说的容易……
在读博之前,刘悦曾在教培行业工作,也拿到了不错的薪资,但受“双减”政策和疫情影响,行业大幅裁员,她不得不重新规划职业走向。
最终,她将目光投向了相对稳定的体制内教职。但她也说,她将来的选择并不局限在体制内。“毕竟高校(岗位)竞争也愈发‘卷’了。”
刘悦送完小孩去上学,在社区图书馆看文献
对话
“读博鄙视链”
澎湃新闻:最近国内引进菲律宾博士引发了一些争议,你有了解过类似引进方式吗?
刘悦:我申请学校时选择了一家中介,他也会做菲律宾学校的申请。看他发的一些广告,感觉菲律宾学校比马来西亚难度会低一些,有些学校获得博士学位甚至不需要发文章。
不过,应该不止邵阳学院学校有这种操作。我有同学在郑州某职业学校任职,(他)做行政,也做一些科研工作,他们的学校和单位就是定向培养,本校毕业生也可以通过前述人才引进方式(留学),给引进费之后,再回到学校。
澎湃新闻:你怎样看待网上关于“水博”的舆论?
刘悦:部分东南亚博士属于留学鄙视链的最底端。不过我读博士是为了自己的科研兴趣,觉得自己有收获就好。我们很多校友还挺无奈,毕竟,马来亚大学出了名的很难毕业。其实如果只是为了混学历,想评职称的那种老师,一般选择的是私立学校、或者是排名相对靠后一点的学校。
很多中介可能想要招人,想做业绩,他们就会说都很好毕业,其实不是那样,他们只是把你圈进来,但退学率很高。有一些学生雅思5.5都考不到的,很难在全英文的环境下学习、发文章。如果要达到做科研的水平,我觉得至少要雅思6.5以上,不然会很吃力。我之前的雅思成绩是7.5。
马来亚大学的教育学尤其难毕业,一般中国学生是四到六年才能毕业,压力还是很大的。这个专业分为研究性博士和混合型博士。我们这种研究型博士毕业要求是:
一篇SSCI或者是两篇,毕业论文则要求8万—10万字(英文);混合型博士的话只要发一篇就可以,博士论文要求6万—8万字,虽然科研要求会低一点,但上的课多一些。
我的博士一年级基本是网课,下学期去马来西亚,我买了8月中下旬的机票,打算早点过去跟导师沟通,想快点开题。马大开题也是不同学院情况不同。有些学院只需要写好研究计划,像媒体研究专业,前两个学期学完方法论,修完方法论就必须把研究计划写完,计划过了之后再开题答辩。
按照学校录取通知上推荐的时间节点,我们是第三学期开题。整个毕业答辩有4轮,比较漫长,入学前我们的offer上写的是 4—12个学期毕业,但基本上没有人可以4个学期毕业,一般都是4-6年,还有一些退学的。
刘悦的雅思成绩。
澎湃新闻:你申请博士时有哪些条件?
刘悦:申请博士的时候,我还在上班。申请博士的话要准备雅思考试和写研究计划,所以对马来西亚那边留学的情况也不太清楚,为了省时间,我就找了中介,让中介帮忙处理办签证和递交材料的流程问题,但申请材料还是要自己写的。
当时,马来西亚这边需要的材料和申请香港学校差不多,需要本科和硕士的成绩单、学历学位证明和语言成绩。不过,马来西亚的学校对语言成绩要求比较低,我申请港校硕士时,雅思至少要6.5分,这边申博反而好像只要5.5或者6分。至于其他方面比如科研项目、实习,需要提交的材料是差不多的。
我只申请了排名比较靠前的三所公立学校,最后,马来亚大学录取了我。
中介费因人而异,我所找的中介收费大概2万人民币左右。其实很多在读的学姐学长也做过这种中介,他们收费会便宜很多,几百到几千元的都有。
“需要明确读博的初衷”
澎湃新闻:为什么你会选择马来西亚读博?
刘悦:我之前最想在国内读博,但我在香港的硕士是一年制的,在国内也没有很熟的导师或者学术圈里的熟人,我又是跨专业考生,没有发过教育学相关的文章,难度比较大。
另外QS100名校留学,国内的博士名额确实很少,之前联系一些相关教授,也面谈过,他们明确说名额很少,一个博导大概两三年才有一个博士生的名额,而且可能只是一所211学校。另外,国内考博不确定因素太大,我也快30岁了,出于综合考虑,就想申国外的学校。
也有资金上的考虑。马来西亚博士一般没有奖学金,但即便是不带奖,读教育学三年博士,学费是37000马币左右,大约5.6万人民币,也并不多,我比较能够接受,而且当地消费水平也还行,我能够负担。
澎湃新闻:了解过东南亚博士回国的求职情况吗?
刘悦:我们在各种微信群里也会讨论回国后,东南亚博士学历的认可度,我自己也会查。据我了解,不少名校也有录用马来西亚毕业博士当教师的。但是他们大多数还是选择回本校,同学中在职的高校老师偏多。
澎湃新闻:身边的人怎么看待读博这个选择?
刘悦:周围大多数人都是支持我的,我爸妈在经济上、精神上都支持我;我老公支持我读博,但不想让我出国太远,他很尊重我的决定,也不会给我什么阻力。
最大的阻力可能是我自己。
家庭上,我有两个小孩,哥哥刚上小学,妹妹在读幼儿园,需要陪伴;另外还有职业上的,我感觉35岁是进高校的年龄坎,我得很努力拿到毕业证,再加上马来西亚博士的认可度不高,大部分人觉得我只是“水”一个学历。
所以我需要问自己:读博的初衷是什么,别人的认可有没有那么重要,在认可度不高的情况下,我可不可以找到一个自己愿意接受的岗位?
“双减后遇到困境,
倾向于更稳定的职业”
澎湃新闻:在读博之前,你从事哪方面的工作?
刘悦:主要是教育行业,我的职业发展很大程度是跟着我的小孩去成长的。一开始进入教育行业,也是因为我的大宝在上早教课。后来,我有了二胎,二胎断了母乳后,就辗转就职过几家教培机构,其中有一家,不管是同事氛围、还是发展空间,我都比较满意。
但在2021年七八月份,受双减政策影响,作为当时的项目组长,我发现,已经有好几个变相裁员的绩效方案下来了,虽然主要针对组员,但我看风头不对,就选择了跳槽,去了一家做线上早教研发的外资企业。但同样是担心受政策影响,后来这个项目也被砍掉了。
那段时间,我不得不重新规划自己职业,当时压力很大,感觉一下子迷茫了,不知道在教育行业,我还能往哪个方向走。
再后来,伴随着我儿子读小学,我开始对小学的教育感兴趣,就想过考编,去公立小学当老师。
澎湃新闻:作为二胎妈妈,你的困境在哪?
刘悦:有一部分焦虑来自对家庭和事业的平衡。
在教培机构时,我常因为上晚班而焦虑,发现一旦想在事业上有所成就,就没办法花足够时间在小孩身上,这让我很纠结。
我生小孩比较早,那时是追求自己提升和事业发展的最好年龄。而到了现在这个年龄段,如何追求事业和家庭的平衡也让我很焦虑。
澎湃新闻:读博是为了进入体制内吗?
刘悦:我刚毕业时,对体制内的工作没太多兴趣,一方面觉得体制内要打理人际关系,怕应付不来;另一方面也不想过“能一眼望到底”的生活,我喜欢体验不同的事物。
但后来,因为双减和疫情对经济的影响,我慢慢开始觉得体制内工作也还不错,相对稳定,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我觉得现在小学、幼儿园这种公立教育也存在一些弊端,会有想改变他们的想法。
我学了这么多年家庭教育理念、方法技巧,但理论并不能完全解答我的困惑,学的东西比较散,我就想着,要不就再读一个这方面的学位,做一些自己感兴趣方向的研究。
不过,也不是说我除了体制内工作其他都不考虑了,现在高校竞争越来越“卷”,我读完博士以后也不一定能在高校找到满意的工作。如果找不到的话,我觉得自己还有在教育行业的经验积累马来西亚和菲律宾留学哪个好,带孩子也有一些想法,也可以去做家庭教育等领域,我不会把自己框住。
本期高级编辑 周玉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