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4月14日，毛泽东、蔡和森、何叔衡等人在长沙创立了以“改造中国和世界”为宗旨的革命团体新民学会。新民学会成立不久，会员中一些有抱负的青年怀着向西方寻找真理的愿望，响应蔡元培、吴玉章在北京发出的号召，积极组织到法国勤工俭学。为此，毛泽东曾进行了多方面的活动，“七、八个月来，他的全部时间和精力都耗费在留法勤工俭学的宣传、组织和准备的工作上”。可到了临行前QS200名校留学，毛泽东却决定不去法国了。当时，许多新民学会会员很不理解。

我们也很不理解，毛主席为什么会做出这个决定？当时的潮流就是去国外留学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周恩来总理，邓小平等一大批建国功臣当时都在欧洲等国家留学，那么就在出行前，毛主席为什么突然决定不出去了呢？我们今天就来分析分析

1、要照顾病重的母亲

众所周知，毛主席是个孝子，毛泽东对母亲有很深的感情。毛泽东对母亲的身体非常关切，1918年8月他离湘赴京前夕，曾特意致信他的两个舅父，感谢他们照料患病的母亲。信中说：“乡中良医少，特请人开来一药方为母治病；如不能愈，到秋收之后，拟接到省城治疗。”1919年春，毛泽东偕新民学会会友离京赴法前夕，因得知母亲病危，即于3月12日返湘并取道上海送别会友，4月6日回到长沙即将母亲接到省城就医北京法国留学，毛主席当初为何没有赴法国勤工俭学？，“对母亲亲侍汤药”。当年10月他的母亲去世时，毛泽东正在省城组织驱张运动，煞是紧张而忙碌，但他一获消息便日夜兼程赶回韶山为其母守灵送葬(他父亲去世时没有回去奔丧)。

毛泽东由于时刻惦记着母亲的病情，“不得不赶回服侍”，以及“有生一日，皆伴亲时”的想法，使之在新民学会诸友赴法留学前夕，因母亲的病及后来的逝世而未能出国。

2、受到胡适的影响

胡适只比毛泽东大两岁（胡适生于1891年，毛泽东生于1893年）。还在毛泽东读中等师范学校时，胡适早已因鼓吹和积极投身新文化运动，提倡白话文和文学改良而声誉鹊起，成为当时以至后世最有影响的著名学者。当毛泽东来到北京，在北大图书馆谋到了一个月薪八元的图书管理员的职位时，胡适那时是北大最年轻的新派教授。毛泽东曾不失时机抽空去旁听过胡适的课。这也是毛泽东一度称自己也是胡适学生的由来。后来，毛泽东同萧三等人经杨怀中先生介绍专程去拜访过胡适，同胡适讨论新思潮的各种问题，并以新民学会在京会友的名义，请胡适做过报告，解答问题。从这，我们不难看出青年毛泽东对胡适的尊重和仰慕。

3、研究问题，抛弃主义

毛泽东不去法国留学的第三个原因，还与那一时期刚好发生的“问题与主义”之争有关。1919年6月11日，陈独秀因散发反北洋军阀政府的《北京市民宣言》被捕。胡适在危难中接办了以谈政治为主的《每周评论》，胡适不想谈政治，但这时已无法全然回避政治，于是他“就决定谈点基本的问题”——不要空谈主义，而要研究问题。

毛泽东在这场争论中是什么态度呢？就目前见到的史料，我们都知道，毛主席是个实干家，他反对空谈，一定要深入到人民群众去，建国以后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就是基于此，虽然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些人耽误了前程，但是绝大多数的人在返回城市后都成为了这个城市的中坚力量，这场争论中，毛泽东在湖南长沙组织了一个“问题研究会”，并亲自为这个研究会拟定了章程和首批亟待研究的“问题”，如“孔子问题”、“东西文明会合问题”、“经济自由问题”、“国际联盟问题”，等等，既然要研究中国的问题，当然不可能跑到国外去研究。所以，毛泽东也就不去法国了。

4、留在国内深入研究中国文化和国情

我们在《建党伟业》电影中，有一个这样的镜头，在毛主席跟其他成员汇合去法国，他决定不去了，毛泽东表示：“我们这些人中，要有人出国，学习新思想，新知识，以贡献祖国；也要有人留在国内，研究本国问题。我对本国问题有研究兴趣，但还研究不够，因此作出这种决定。”

毛主席认为，中国的国情很复杂，不同于欧美，也不同于美洲，中国有着千年的悠久文明，又同时有着千年的封建专制，因此很多国外的制度并不适合中国，应该着眼于中国的实际情况，研究发现解决办法，探索出来一个适合中国的道路。

“寻找出路”，改造中国，促使毛泽东留在了国内，以研究中国的国情，1920年3月毛泽东写给周世钊的长信最能表达这种想法。信中写道：“我想暂时不出国去，暂时在国内研究各种学问纲要。我觉得暂时在国内研究北京法国留学，有下列几种好处：1.看译本较原本快迅得多，可于短的时间求到较多的知识。2.世界文明分东西两流，东方文明在世界文明内，要占个半壁的地位。然东方文明可以说就是中国文明，吾人似应先研究过吾国古今学说制度的大要，再到西洋留学才有可资比较的东西。3.吾人如果要在现今的世界稍微尽一点力，当然脱不开‘中国’这个地盘。关于这地盘内的情形，似不可不加以实地的调查，及研究。这层功夫，如果留在出洋回来的时候做，因人事及生活的关系，恐怕有些困难。不如在现在做了……”

历史事实证明，毛泽东放弃出国，留在国内深入研究中国这个地盘的情形，使他对中国“国情”的理解和把握超过了与他同时代的中共其他任何一位领导人。实际也证明了，共产国际派来的王明和留洋的博古并没有给中国的革命带来光明，反而陷入了很大的危机，最后在遵义会议后，毛主席力挽狂澜，挽救了中国革命。我们也许可以这样说，因为毛泽东选择了中国，所以中国选择了毛泽东。

出国留学去法国好吗，毛主席年轻时曾计划去哪两个国家留学，为何没有去成？

毛泽东始终是主张出洋，学习、吸引西方知识，他曾称自己“是一个主张大留学政策的人”。

可是，在他身边很多人去了国外留学，唯独他始终没有迈出国门。

为什么？

其实，毛泽东在年轻时也曾计划出国留学的。

作为毛泽东的政敌，蒋介石曾留学过日本。有意思的是，毛泽东也曾经计划去日本留学。

那是在新民学会成立时。据萧三1918年3月31日记载：“二兄来坐已久，……又述润之等赴日本求学之计划。”——由此可见，毛泽东曾计划去日本留学。

但是，这个计划，不知因为何故，没有实现。

1921年9月，毛泽东又计划去国外留学。

有趣的是，这一次他要去的地方，不是蔡和森等新民学会会员勤工俭学去的法国、德国。1921年9月29日出国留学去法国好吗出国留学去法国好吗，毛主席年轻时曾计划去哪两个国家留学，为何没有去成？，毛泽东在致北京大学学生杨钟健的信中说：他计划在国内作三四年的预备美国top30名校留学，然后“赴外国求学至少五年，地点在俄”——他要去的是世界革命的中心——俄国。

他的这个设想，还是没有实现。

为什么？一方面，随后国内发生的一个又一个的事件接踵而至，吸引着他投身其中，无法脱身。另一方面，也和他对中西方文明的认识有关。在留学成为时尚乃至时髦的风潮中，毛泽东坚持认为，首先要深入了解中国实际国情，才能更好地研究、学习外国的东西，这才是最正确的方法。

毛泽东没有出国留学，反而说明他不是一个流俗之人。

正是因为留在国内，毛泽东才有了更多的时间和机会了解、研究中国国情，最终成为国内少数深刻理解中国民众、掌握中国历史发展趋势的领袖性人物，并成功地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开启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之路。

——本文摘自中共党史出版社《治国录：毛泽东与1949年后的中国》一书。

巴金赴法国留学，通讯：“关于北京我有太多的回忆”——中法关系“破冰”先锋马纪樵夫人和她的中国故事

9月20日，马纪樵夫人在位于法国巴黎南部的一处公寓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新华社记者 孙鑫晶 摄

新华社巴黎10月25日电 通讯：“关于北京我有太多的回忆”——中法关系“破冰”先锋马纪樵夫人和她的中国故事

新华社记者乔本孝 孙鑫晶

“那些年，我们宿舍门从来没有上过锁，中国的老师和学生们有问题随时来。楼上楼下，左邻右舍，都是中国同事。”回忆起20世纪60年代在北京任教时的情景，年届百岁的法国友华人士埃莱娜·马纪樵夫人充满感慨。

埃莱娜·马纪樵和已故丈夫约瑟夫·马纪樵均是毕生致力于促进法中友谊。早在中法两国建交前的1959年，马纪樵夫妇就开始在北京的外交学院教法语，培养了一批新中国的外语人才。6年后他们返回法国，在法国战后首个对华友好团体法中友好协会任职，为增进两国友谊辛勤工作。日前，马纪樵夫人在位于巴黎南部的一处公寓接受了新华社记者采访。

谈起当年赴华教书的机缘，老人说，当时她的先生约瑟夫正在撰写关于中国铁路史的博士论文，打算赴中国实地研究，恰巧此时得闻中方在招聘法语教师。由于当时两国还未建交，夫妇二人便专程到中国驻瑞士大使馆办理了相关手续。

到岗后，马纪樵夫妇从零开始编写最基础的法语课文。“一篇教法语时态的现在时，一篇教未完成过去时……中国同事认为我们的教法效果很好。”老人说。随着教学不断深入，他们发现当时的中国学生不太擅长将所学用于实践，于是就编排了许多情景对话让学生演练。马纪樵夫妇还注重在教学中运用法文报刊，让学生更多接触政治、经贸内容的最地道法语表达。

为提升教学质量，马纪樵夫妇希望与中国学生与同事们更亲近一些。为此，他们放弃了居住条件优越的友谊宾馆，提出希望搬去外交学院教工宿舍，这一要求让当时负责外国专家事务的工作人员一时犯了难。

外交学院的同事后来告诉马纪樵夫人，当时的国家领导人甚至过问了相关情况，指示说英国G5院校留学，“这对（外交）学院只有好处，如果他们（马纪樵夫妇）之后改变主意，可以随时搬回去”。于是，马纪樵夫妇如愿住进校园。

1965年返回法国后，马纪樵夫人把许多精力投入到法中友协的工作中。她说，当时在法国文化部推动下，法国全国上下纷纷成立“文化之家”，自己常常受邀到法国各地作讲座介绍中国。借助这一势头，夫妇俩重振了于1952年成立、当时几乎停止活动的法中友协。马纪樵先生曾是法中友协的创始人之一，马纪樵夫人也曾出任过协会秘书长和会长。

1967年，马纪樵夫人率法中友协代表团访华，获得了毛泽东主席等中国领导人接见。老人回忆说，当时的场景“十分有趣”，毛主席一下就注意到了她穿的是中式布鞋。“我在中国多年都穿这种鞋，非常舒服。”她说。

马纪樵夫人在法中友协的工作片段还被记录在巴金的散文中。1979年，巴金率中国作家代表团访法，并在《人民友谊的事业》一文中记述自己访问的18天里，马纪樵夫人“开她的小车”载着他去了许多地方。“有时路相当长，小车常常中途停下，我们有机会交谈”。

巴金年轻时曾在法国留学，再访法国时已是古稀之年。临别前，巴金还向马纪樵夫人赠送了《家》的法文译本，并在扉页上留言“衷心感谢亲爱的朋友们为我们这次访问所做的一切”。

今年3月，马纪樵夫人已过了100岁生日巴金赴法国留学，通讯：“关于北京我有太多的回忆”——中法关系“破冰”先锋马纪樵夫人和她的中国故事，但她仍一直心系中国，并由衷祝愿法中友谊“越来越好”。当被问及如果自己有机会重返中国最想去哪里时，马纪樵夫人肯定说巴金赴法国留学，自己最想去的还是北京，因为“关于北京我有太多的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