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请赴俄罗斯留学的条件是：无论是应届或历届高中、职高、中专毕业学生、还是待业青年、在职职工、凡持有国内高中、职业高中、中专、成人教育、自学考试毕业证书、身体健康、年龄在16／35岁者，均可免试赴俄罗斯国立大学攻读学士、硕士、博士学位。

学分制

俄大学实行学分制。视专业不同，本科学制4-5年，硕士、博士生2-3年外国留学生增加预科一年学习俄语。

低廉的费用

平均每人每年的学费为1-2万人民币。加上食宿费、医疗保险等费用俄罗斯比较好的留学学校，除第一年增加必要的手续费用外，每人每年总花销一般为2-3万元人民币左右，费用水平略高于国内，但与赴西方国家留学相比，则十分低廉和实惠。

‍教学质量有保证

俄罗斯国立大学的教师素质高，学校条件普遍好于国内，教学质量有保证。学习期满、考试合格并领取毕业证书者俄罗斯比较好的留学学校，赴俄罗斯留学好不好QS100名校留学，回国后国家承认学历。

就业前景广阔

同国内同等学历的大学生相比赴俄留学生有明显的外语优势和广泛阅历，容易被大型企业，事业或涉外单位高薪聘用，在某种意义上解决了大学生分配难的问题。

多样化的学科专业

俄大学许多学科专业在世界上居于领先地位，并在教育质量上有较高水平。如：理工类，医科类，艺术类，文学类等。为出国留学者提供了较大的选择余地。

到俄罗斯去留学要读预科吗，俄罗斯留学到底怎么样？

俄罗斯留学。

很多人问俄罗斯留学到底怎么样？值不值得？我来帮大家简单的总结一下。

·1.留学费用：综合类大学莫斯科彼得堡最贵的学费一年四万多，其它的基本上学费一万多、两万多点的样子。

·2.学历真假：首先从俄罗斯留学回来的学历国家当然是承认的QS100名校留学，而且是经过中国教育部承认的。

·3.学校选择：这个要看你家庭条件，如果家庭条件还不错可以去到莫斯科彼得堡那边直接读预科-本科，一年综合下来大概10w左右。如果一般家庭的可以去排名较靠前的一些学校，都很不错，一年学费也就一万多点，生活费也没多贵。

·4.境外生活：到了境外之后正常来说给你办手续的人会给你找地接去机场接你的，然后带你办一系列入学手续，然后带你去超市买你需要的东西，到你正常入学当然后期有什么问题都可以找(除了一些没有良心的中介)，所以这个无需担心。

·5.就业方向：首先在国内找工作和国内毕业生一样可以求职应聘，然后看你打算学什么专业。我看到的语言系占多数从事教育行业的偏多，也有搞外贸来考公考编来都是一样的，这个后期有需要详细了解的到俄罗斯去留学要读预科吗，我可以把我知道的免费给大家分享。

·6.值不值得：我觉得对于一些在国内高考不是很理想的同学还想要一个高学历，家庭条件也不是太好的同学去俄罗斯留学还是很不错的。当然如果家里不差钱也可以选择别的国家到俄罗斯去留学要读预科吗，俄罗斯留学到底怎么样？，这个看自己，但总归学历不是造假，见识和认知是自己的。

高推度，才能同打者为你打开新世界的大门。

办理俄罗斯留学哪家中介好些，是的，我们从来不谈这个

2005年，24岁的沈恺伟离开家乡——美国东南部城市迈阿密，以年轻厨师的身份游历至香港，又巧合得到一份在浦东香格里拉酒店翡翠36餐厅的工作。从此，他在上海生活了近二十年。

在新书《洋盘》中，沈恺伟记下了他的体验——在中国高速发展的二十年，应该如何应对上升与下沉？他住在上海的老弄堂，寻访手工锅匠，测试小笼包（后写成《上海小笼包指南》一文），寻找他人故事，也书写自己的生活。他写到外国人在华形成的“泡泡圈”，谈到如何在中国租房、看病，外籍人士的交际圈。他也写到自己的家族故事，失败的婚姻，与抑郁症的共处。有人评价，沈恺伟在书中提供了一份“诚实的个人体验”。‍‍‍

“说到底，中国为什么需要外国人呢？”在这样一个缺失信任、民族主义深化、分歧巨大的时代，沈恺伟的答案是：恰恰是局内人和局外人之间的这类日常互动才重要。这些互动不需要发生在某个外国专家以及技术同行之间。陌生人之间的一个微笑就足够了；能闲聊几句甚至更好；友谊就是可喜可贺的大成就。‍‍‍‍‍‍‍‍‍‍‍‍‍‍‍‍‍‍

我们在此推荐书中一章《是的，我们从来不谈这个》。沈恺伟谈到了一些外籍人士的死亡。“但在上海，在中国，在那些不是我们土生土长的异国他乡，死亡似乎是隐匿不见的。”

是的，我们从来不谈这个

We Never Talk About This

是女按摩师发现了他。他是个大块头，个子不高但虎背熊腰。身为厨师，他在上海工作，烹饪食物很拿手，但做生意的本事略逊一筹。他的餐厅开在外滩附近的高档地段，餐厅要运营，收支要平衡，这些琐事让他忙得焦头烂额。他在上海和亚洲各地度过了青少年时期，之后去纽约住了好些年，在那儿的几家高档餐厅里精进厨艺，2010年世博会前后，他回到了上海。他回来的第一个月，我们就认识了，当时他还是个满腔热望、野心勃勃的人。一晃10多年，我们已交情不浅。

他去北京是为了赚钱，给人当顾问。忙了一整天后，为了能睡个好觉，他去做足部按摩。才按到一半，他就睡着了，睡得很沉，鼾声大作，按摩师任由他睡。当时已过午夜，他需要休息。快天亮的时候，有个按摩师回房间去叫醒他，却发现他血流满脸——下半张脸，我猜想，血还流到了他的胸膛，像是流了很多鼻血。他一动不动。他们认定他有动脉瘤，脑血管爆了。他在睡梦中死去。追思会是在他的餐厅里举行的，大家都喝多了，他的母亲站在一众朋友面前，他的父亲站在她身边，但因之前有过一次中风，他已无法说话。他的母亲劝我们别太辛苦，她说他就是过劳死的。他——我们的朋友，她的儿子——才41岁。

我在追思会上见到了K。她读过我的文章，知道我这个人，但我们从未见过面。她是个漂亮的亚裔外国人，一缕一缕的头发染成了金色。等待丧主发言时，我们靠在酒台边闲聊了一会儿，聊的都是这位共同的朋友的往事。我们很快就成了朋友，多半在微信上或在咖啡馆里聊天。当时，K在应对抑郁症的困扰，肇因可追溯到她小时候目睹的一次家庭暴力致死事件。我也有很长的抑郁史。我们有共同话题。后来，她突然消失了，从本来每天发几十条信息变成了音信杳无。我知道她状况不好，但没有意识到不好到什么程度。

3个星期后，她终于现身，为她的沉默道歉，也道出了原委。在最压抑的情绪里，在最阴沉的绝望中，她走进自己的衣橱，将一个绳套垂在搁板下，缠到自己的脖子上，然后跪低。慢慢窒息，氧气渐渐抽离她的身体。她觉得自己像是在溺水，沉入一个温暖的怀抱。急切渴望氧气的皮下毛细血管爆裂，在她的脸上、脖颈上爆出了数百个小红点。

刚巧，帮她打扫房间的阿姨那周提早了一天来工作，发现奄奄一息的K倒在衣橱里。阿姨把她拖出来，抱住她，把她搬到床上。K并不高兴。她对我说，溺水的感觉一度是愉悦的。痛楚在慢慢消失。又过了一星期，我约她吃午餐，她皮肤上的红点已在消退。那是初冬时节。她拉下围巾让我看。脖子上的绳索勒痕和淤青依然清晰可见，那是限时有效的证据，证实她曾想让自己永远消失

社会学家说人生有3件大事：出生、结婚和死亡。生活在上海的外籍人士没少生娃。结婚的次数相对少了一些。但我们不会死。我的意思是，我们当然会死——这是一切生命不可避免的宿命——但在上海，在中国，在那些不是我们土生土长的异国他乡，死亡似乎是隐匿不见的。

我们很年轻，来这里是为了冒险或工作，远离故土老家和年迈的双亲。假如我们没有和中国公民结婚，签证法就会在我们65岁时把我们踢出去，反正老年人通常都选择叶落归根，回国退休。而我们是不老不少的中间代，没什么责任感，除非——假设——我们建立了自己的小家庭，我们更关心生活质量，更愿意接受新鲜事物的挑战，诸如孩子、生意、阅历之类。

几乎没什么事能让我们直面死亡，一旦发生——譬如某位亲属身故，或面临严峻的医疗问题——我们就会消失，哪儿来的回哪儿去，回到家人身边，或住到适宜的（常常也是免费的）医疗机构附近，总之是回到我们生来就懂的体制里去。那是异国生活的一次暂停，为了处理某个“现实的”状况，你在外籍人士的社交活动中就看不到我们了，不过通常也没人在意。

葬礼几乎是闻所未闻的事。人类有一种深层的本能，会把我们拽回生养我们的国土，或许还包括我们的大家庭所生活的地方，我们的祖先被安葬的地方。千山万水走过，说到底，我们都想回家。我们没有选择。自2008年以来，外国居民就不能在中国的墓地下葬了，只有极少数例外，而这些例外必须通过市政府的审批。

就这样凭空消失了。老外死了，或是死神之手穿透家庭关系触及他们时，人就消失了，谁也搞不清楚那个人究竟遭遇了什么事。她就这样搬走了，什么都没交代？这种事时有发生。他是打算不跟任何人说就离开中国吗？说不说都一样。外籍人士都有“暂居此地”的心态，这只是一种表现而已。只有人在这里的时候，你才算是你。离开就是一次小死。死亡就是最终的离开。

这种没有死亡的情况对我们有何影响？有没有在外籍人士的思维方式中滋生了一种自视无敌的力量，一种导致傲慢的幻觉？在侨居地，我们永远年轻，总在进行不计后果的冒险，逃脱家庭责任和终极任务：人生的终点。哪怕对那些有家有口、要付孩子学校账单的人来说——那些背负重大责任的人——死亡也不在讨论范围内。如果说死亡在正常社会里就够让人惊讶了，那么，在外籍人士的世界里就意味着加倍的震惊。死亡不会发生在我们身上，所以，每当有人死去，我们都异乎寻常地惊讶。而且，几乎没见过讣告。

2006年-上海静安

几年前，一连发生过好几起跳楼自杀事件。先是在昔日法租界，安福路，家有两女的48岁母亲从豪华公寓楼的10层跳下来，还砸到一名保安，致其重伤。之后又发生了一起坠楼事件，而且在同一栋楼里。一年后，又有一位母亲留下两个儿子，从浦东的豪华公寓跳下来，她在一周前参加了一次烧烤聚会，席间闲聊的话题之一就是自杀。这次事件登上了国际新闻版面，报道说这位44岁的女性留下了一张纸条，写下了手机密码，她的丈夫在手机里发现了一封电子邮件的草稿，她在信中解释了迫使自己爬过38层楼的阳台玻璃栏杆的“无法解决”的状况。

自杀事件频发，这是一家国际遗体遣返公司的创始人在9月份告诉我的。维尔弗里德·维尔布鲁根的公司名叫“罗斯泽特”，平均每年会处理120～140桩委托案，负责与国内殡仪馆、大使馆、公安局、航空公司和货运代理打交道，把在中国死亡的外国人的防腐尸体或骨灰运回死者的祖国。（这家公司经手的遗体遣返目的地已达80多个国家，但绝大多数是送返德国、美国和英国。）维尔布鲁根说，以前一整年的委托案中会有一两桩是自杀的死者。但在2021年竟有十分之三的死者是自杀身亡的，大多数是20多岁、30岁出头的外教。他没有推测原因。

维尔布鲁根年过七旬，比利时人，太太是中国人，基本上算退休了，不再做具体的事务。之前的将近30年里，他一直在布鲁塞尔从事物流，为各类公司处理货运事务。但物流生意涉猎很广，术业有专攻，他需要找个专攻的领域。有一次，他雇用了一名与当地殡仪馆有关系的员工，当即找到了商机：将比利时老人的遗体从西班牙和加那利群岛运回国内（他称之为“进口”），并组织遣返在比利时死亡的北非和土耳其人的遗体（“出口”）。

卖掉公司后，他在90年代末来到中国，开了一家帮助中国学生去海外留学的公司，但SARS把这门生意毁了。就在那时候，有个比利时公民在中国去世，他以前在布鲁塞尔的同事要找人帮忙把遗体运出北京，运回欧洲。大型运输公司要价25,000美元。维尔布鲁根能不能用更少的花费完成此事？他去北京最大的殡仪馆了解了一下，确定他可以办到。2007年，他成立了罗斯泽特公司，5名员工，每年处理100多个委托案。维尔布鲁根算过，仅从2015年起，罗斯泽特公司就处理了800多名在华外籍人士的身后事，还编了一份季刊（《人类遗体遣返指南》），文章标题诸如“市场的空白：宠物殡葬”“中国开发超低温保存技术，但尚有疑虑”。

“在中国，死在上海是最好的。”维尔布鲁根用低沉的男中音确切地说道。在中国，丧葬是高度管制的行业，有固定的服务价格——但外国人无法享受。据《中国日报》（）报道，2015年，中国公民遗体防腐的官方价格是300元，但外国人要支付的均价是8000元。遗体存放的官方价是每小时三四元，但如果是外国人，每小时可达20元。正常情况下，标准的遣返委托——包括防腐和机票——的花费高达10万元人民币。他说，在新冠疫情时期，费用可能是这个数额的3倍之高。罗斯泽特收取的中介费是固定的，在1200～1500美元之间。

罗斯泽特公司不会承接殡仪馆的业务，比如防腐或火化；罗斯泽特公司只处理文书手续——将遗体从死亡地点（他们处理的遗体十有八九不是死在医院里的）运回家属指定的地点的整个过程中涉及的所有文书。他告诉我，这里有一种重要的文化差异。中国人死在国外时，家人几乎总会选择出国，护送遗体回家。但外国人死在中国后，家属几乎都不会来。

在中国境内处理过这么多的后事后，维尔布鲁根认识到，只有上海这座城市能满足对质量和价值的要求，尤其就防腐的专业性、棺椁的工艺而言。在其他城市或省份，所谓的棺材可能就是一只内里空空的运输箱，根本不具备货真价实、有金属内衬的棺材的功能性。

我不相信有鬼，但死神在我头脑里的上海地图上留下了印记。每次走过安福路时，我都会扫一眼沿街的阳台，也不会再坐在亦园——那栋可怕的高楼——外面的街边了。这些年来，每次走过衡山路与乌鲁木齐南路的交叉口时，我都会念一小段祷词：曾有个欧洲男人骑小摩托时被撞死在这里，留下妻子和3个孩子。

每次经过我家旁边的大商场时，我都会忍不住想起那个年轻的俄罗斯人，26岁，他的狗为了追一只球跑进水坑，水里淹了一根劣质的电线，狗被电死了，他想救他的狗，结果也触电身亡。我曾经工作过的浦东香格里拉大酒店里有一家时髦的酒吧，就在我们厨房隔壁，我在那儿度过了很多夜晚，但在DJ猝死后，我再也没去过。大家猜测他是吸可卡因过量，要不然，还不到30岁、对夜生活充满热情的年轻人怎么会突发心脏病？

我的公寓对面有一家精酿啤酒吧，老板是得克萨斯人，有天清晨，路人发现他倒在地板上，已经死了，而他的妻子和两岁的女儿还在家里睡觉。“心梗。”他的生意伙伴这样说，但私下里想的是：大概只是因为酗酒吧。

事实上，没人知道原因。每年有1500名外国人在中国死亡，尸检并不在标准程序内，死亡证明上通常注明死因为“猝死”。家人想要回遗体，但不想经历这些事带来的创伤；最重要的事实莫过于他们的亲人已经死了。

“我愿意把他的死想成意外。”那家餐馆的瑞士籍老板前不久这样对我说，当时我们谈到了2015年他的餐馆主厨突然去世的事。“是的，他以前的情况是有点复杂——吸毒、进监狱——但他对我说过，‘烹饪拯救了我’，他的生活已经扳回正轨了。”餐馆老板这样说。

那位主厨名叫M，来自哥本哈根，来中国前曾在全球评分最高的某家餐厅里干了几年。32岁的M仍是一副大男孩的模样，有传言说他复吸了，当然，压力也确实很大。

另一家餐厅的老板一直软硬兼施，催促他离开瑞士老板，到他的餐厅里去做事，这也给M带去很大的压力。M刚到上海只有9个月，不想这么做，但又觉得左右为难。除了体重下降，失眠也让他叫苦不迭。后来，有一天，他的女朋友去上班后，他吞下了一整瓶安眠药，用酒送下肚的。当她回家发现他时，人已经没了。

“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我也听到了关于吸毒的传言。”餐馆老板对我说，“但我想去相信：他只是想睡觉。那天他休息，他平常都是白天睡觉的。”

讣告上说他死于心脏病发作——没人愿意公开揣测M吞药的意图。

但媒体紧跟着发出报道，把话说死了：“厨房要人命！”欧洲的小报打出耸人听闻的标题，因为M的前老板，亦即全世界最知名的大厨之一，在社交媒体上写了一段缅怀M的文字。

小报还写道：“死于压力过大。”故意从“邪恶的中国”和“英勇的欧洲年轻厨师”的角度加以曲解的夸张。

记者们半夜三更拨通这位瑞士老板的电话，追问什么样的老板会让员工干到过劳死。他从未提及安眠药和酒精，也没说M是在休假日去世的。

维尔布鲁根认为，就死亡这件事而言办理俄罗斯留学哪家中介好些，是的，我们从来不谈这个，外籍人士圈子里基本没什么忌讳，尤其是相对于中国社会谈死色变的传统而言。把一口棺椁搬上飞机要动用50多个工人，他要给所有人发红包，这已成惯例，那些在死亡事件现场处理公务的工作人员就更不用说了，他们都认为红包算是某种“风险津贴”。他付给自家公司员工的薪水是普通物流公司平均工资的两倍，以此弥补和奖励他们克服了从事丧葬事务所带来的污名。

我那位当厨师的好朋友在生命终结时经历了什么，这个问题没有确切的答案。他的家人不希望外人知道他们的儿子——在美食界赫赫有名的达人——凌晨3点死于按摩院，他们担心这会玷污他的名声。有些人会问，他们就说是酒店的客房清洁人员当天早上进去打扫房间时发现了他，这种说法只是为了要面子。

他去世后，他母亲去北京认领遗体，办理手续，再带着遗体驱车返回上海。（在别的国家，棺椁可以作为货物使用商业航班，这是众所周知的秘密，虽说被称作“货物”是有点反人性的。在中国，只有一条航线——从成都飞往北京——获准承运人类遗体。除此之外的所有遗体都必须走公路运输。）

他算不上我最亲密的朋友。许多人比我更痛惜他的离去，尤其是他的亲人们。我们不是每天都交谈的密友，在他经营的最后一家餐馆——现在仍在营业——我只吃过几次。但我们相识已久，多年前的我们都是初来乍到，一切都刚刚起步。他开了一家又一家餐厅（也关了一家又一家，他做生意真的不太行，还是做美食有天分），而我走上了写作的道路。我们一直保持联系，讲讲各自行业里的八卦或是牛肉熟成之类的新鲜厨艺。对于推广中国食材和厨师人才，我们都有满腔热情，而且，我们互相尊重。

纳特下午打来电话是很不寻常的事。我们一天到晚都在微信上聊天，但很少打电话。

“你听说了吗？”他问我，“我怕是听到了一些非常糟糕的消息。”

那一天过得非常混乱，大家都试图去确认、去了解更详细的真相，但当时谁也确认不了任何事。我不知道该怎么做。他的餐厅当天照旧营业，提供晚餐。我买了一束白花，从原法租界的公寓走了5公里，走到他在外滩的餐厅。我需要时间思考，去接受这件事，一步一步来。从生者的世界到死者的世界，乘地铁或出租车去好像太快了。我需要慢慢来。

当时的女朋友陪我一起走，默默地走。我们身边的人，街上的路人们，能感觉到有什么不对劲吗？他们看不到我背包里露出的白花吗？他们怎么能如此无动于衷呢？

我们到了餐厅，坐在吧台。餐厅经理把花放到旁边去，为我们上酒。从我们的座位直视前方就能看到开放式的厨房，任何一天的晚上，那位厨师都会站在厨房里，照例说今天也该如此。正在用餐的顾客们毫不知情。我安安静静地吃了个汉堡——他最喜欢的那一款——吃完就走了。

再过一星期，他的母亲就将站在餐厅门口，望着纪念他的幻灯片，身边围绕着他的朋友们、同事们。他小时候的照片、十几岁的照片、成为年轻厨师后的照片……在屏幕上一一闪现。我心想，这样的展示不是更适合生日或婚礼吗？他没结婚，也没孩子。照片展示完了，她对我们说，她决不能让自己当场哭泣，讲到他这一生时还要开开玩笑，以免让我们心里有负担，因为我们都呆呆地盯着自己的酒杯看。

他们为他操办了一场体面的葬礼，但我知道自己承受不了，没法去。他的体形太大，我听说，棺材适合比他轻一半的人用，他们只能把他紧紧地塞进去。我不能让那场景成为我对他的最后的印象——嘴唇被缝起来，眼皮被粘住。

那就这样吧。就当他还在。仲夏时节，我会随便叫几个朋友去吃新疆羊肉串。那个老板做得风生水起，让很多厨师津津乐道，哪怕只是个路边摊，没有固定的地址，也没有固定的桌位。我很想让他也来看看、尝尝。

他会穿着深蓝色马球衫和短裤来，扣子敞开，露出胸膛；他会穿跑鞋来，不穿袜子，也不系鞋带。他会从自家餐厅直接过来，为了和我们碰头，稍微提早一点下班。端上桌的是摞成堆的长长的烤肉扦，间或还有长条形的烤羊肉，肥肥的羊皮烤得脆脆的。有几个人会去街角的便利店买啤酒或汽水来喝，都是温吞的，一点儿都不冰。烤肉串不如往常的好吃，这几个临时凑起来的朋友还没打成一片，闲聊还有点尬。

但他不会介意的。他会和每个人聊天，恰到好处地夸一夸烤肉串，慢慢地喝啤酒，跟我们讲讲他在厨房里的这一晚。朋友们会问一些关于美食的问题QS100名校留学，他的回答都会很直接，但很周到。就是一个普通的夜晚，工作日的深夜街头聚餐办理俄罗斯留学哪家中介好些，除了留在记忆里，并没什么特别值得回忆的。第二天我们都要上班，本该早点睡，却吃到很晚才散。

我们会沿街走到十字路口，在南浦大桥蓝色的霓虹灯下各自拦车回家。他叫的出租车最先到。我们不会有任何多余的想法，他会转过身来，挥手告别。

沈恺伟作品《洋盘：迈阿密青年和上海小笼包》，图文由新经典文化授权

题图 Ev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