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哲轩最令人羡慕之处，不在于惊人的天赋和出色的成就，而在于坐拥这些天才和成就的同时，也能成长为一个享有健康生活的快乐的“普通人”。

世界上最聪明的人是谁？

一些媒体报道可能会将这个答案引向一位华裔男性——陶哲轩。据说，他被公认为“智商最高的人物”，新南威尔士大学的米那卡·格罗斯教授在对其进行测试后发现，他的IQ高达230，远超爱因斯坦、牛顿、霍金。

而陶哲轩成长经历中的每一步，也在不断印证着他的天才之名绝非过誉——

10岁、11岁、12岁参加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分获铜牌、银牌、金牌，是年级最小奥赛金牌获得者，该记录一直保持至今；

14岁时进入澳洲的福林德斯大学就读，两年取得学士学位，一年取得硕士学位；

17岁进入美国的普林斯顿大学读博，21岁博士毕业，24岁即成为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史上最年轻的教授；

31岁那年荣获麦克阿瑟基金会颁发的“天才奖”和有着“数学界诺贝尔奖”之称的菲尔兹奖，被誉为“数学界的莫扎特”。

这个身形瘦削、眉眼清秀的大男孩是个当之无愧的天才，几乎每个见过或听过他故事的人都会这么想，超高的智商、惊人的成就，是老天赠予他的礼物。

但只有陶哲轩自己明白美国藤校留学，聪明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因素，明智的家庭教育、专业上不懈的探索与热情以及拥抱人生的幸福感，才真正帮他拼出了那份迈向成功的拼图。

当你发现自己的孩子是个天才神童，你会怎么办？许多人的第一反应都是有点慌，陶哲轩的父母陶象国与梁蕙兰也不例外。

与那个年代的许多人相比，陶家夫妇属于接受良好教育的中产，他们是香港大学的同学，一个是儿科医生，另一个则是教师。上个世纪70年代，他们移民澳大利亚，并在澳洲迎来了他们第一个儿子陶哲轩。

童年时期的陶哲轩

童年时的陶哲轩不仅是个浓眉大眼的萌娃，更早早地显示出了过人天赋——两岁时，他就开始教比自己更大的孩子数数；三岁时，还会用洗涤剂在玻璃上喷写算术。

在意识到儿子的与众不同之后，陶家夫妇是慌乱的，一个个有关神童的传说迸发在脑海，“或许我们也可以培养出一个史上最小的大学生，甚至博士”，他们这么想着，把三岁半的儿子塞进小学校服，送他去上学。

然而没过多久，陶哲轩还是回到了幼儿园。

那是因为陶家夫妇发现，年幼的儿子并不能很好地适应小学的教学与社交环境，在学校总是哭闹；而且仅仅对数字表现得格外敏感的陶哲轩，其他科目其实难以完全跟上。

陶哲轩的父亲陶象国就此做出了一个决定——不急不慌，放慢儿子的成长脚步。拼命催化天才儿童的成长，直至培养出一个让大人满意的“明星”，不再是他的目标。

他想到的是，在开发孩子数学潜能的同时，为他打好人文学科的基础，并在社交、情商等方面有意识地多加引导与训练，让儿子成为一个按自己的节奏成长的天才。

感谢如此明智的父亲，陶哲轩的人生或许因此产生了质的改变。反观同时代中国大陆家喻户晓的三大天才神童——宁铂、谢彦波与干政，几乎都在成年人的期待下，朝着“最小高材生”的方向一路狂奔，结果，有的出家为僧，有的精神失常……

早期智力的先发优势，并未让他们笑到最后。

跟那些有意识或无意识地被成年人推动着前进的神童相比，陶哲轩无疑是幸运的。

他按部就班地上了幼儿园、小学、中学…… 每到一所学校，父母都会和校长商量，给陶哲轩全面的科目安排与正常的校园生活，但只要孩子愿意，他随时可以优先学习任何高阶的课程，并按照自己的想法跳级。

著名数学家埃尔德什在检阅10岁的陶哲轩写的论文

在自由宽松的氛围下，陶哲轩茁壮成长，他的数学天赋得到了淋漓尽致地发挥，虽然没有被刻意地引导朝着某些方向发展，这位小神童的成就依旧可以说是喜人的——

7岁自学微积分并出版了一本关于Basic程序计算完全数的书；8岁半时参加SAT数学部分的测试，夺得760分的高分（满分800分）；10岁时的论文获得数学家埃尔德什的好评；从那以后，更作为国际奥数竞赛的常胜将军，频繁地现身于媒体的聚光灯下。

陶家夫妇曾带陶哲轩去见当地著名的研究天才儿童的教授米那卡·格罗斯，这位教授对陶哲轩超高的智商惊叹不已。经过缜密的研究后，格罗斯教授提议，陶哲轩完全有能力在12岁之前读完大学24岁美国留学途径，刷新澳洲记录，但这个建议最终没有被陶家夫妇采纳。

他们将决定权留给了儿子。陶象国也认为，只有让孩子打下科学、哲学、艺术等多方面的基础，陶哲轩对数学的热爱才会随着心智的成熟而日渐炽烈，未来前景才更广阔。

1989年，14岁的陶哲轩终于迈进了大学校园，当然，这已经是不疾不徐成长的结果。他在福林德斯大学花了两年的时间拿到了理科荣誉学士，随后又用一年读完了硕士。

福林德斯大学

硕士毕业后，在数学领域有着更高追求的陶哲轩获得了儿时结识的数学家埃尔德什的亲笔推荐信，赴普林斯顿大学读博。

这是他人生中真正的转折点——从一个在数学上颇具天赋、在竞赛中屡次获奖的神童，向一个真正数学研究者与开拓者转变。

入读普林斯顿的那一年，他17岁。

从奥数神童到数学家

在数学界，存在着一个有趣的现象。

一般来说，“奥数神童”与“数学家”鲜有交集，许多鼎鼎大名的数学家，年幼时并非奥林匹克竞赛的佼佼者；而奥赛冠军可能到了更高阶段的数学研究领域，就销声匿迹。

考奥数与做科研，其实在本质上有着差别，一个像是短跑选手，要求短时间内的爆发程度与冲击力；另一个则像是马拉松，要在长期的耐性与积累后，才迎来胜利。

但用陶哲轩的导师、沃尔夫奖获得者埃利亚斯·施泰因教授的话来说，陶哲轩是非常少有的、能够同时擅长奥数与科研的人。

“一个百年不遇的奇才”，教授这样评价他。

可即便如此，刚刚进入普林斯顿的陶哲轩也曾遭遇过人生中的至暗时刻。普林斯顿数学系的大神真的太多了，同学们都在说着他没听过的领域，同时，数学专业的博大精深，让他愈发感受到自己从前的无知。

普林斯顿大学

陶哲轩消沉了一段时间，他沉迷于游戏，差点挂掉了决定他是否可以继续进行博士学业的候选人考试。在陶哲轩的前半生，高智商帮助他解决了生命中遇到的大部分难题，但来到这里之后他才发现，很多事情已远远不是靠着“我很聪明”就能应对。

幸好，陶哲轩并没有在歧途中耽搁太久，从小接受到的“全人教育”让他拥有从挫折中走出来的勇气，普林斯顿一流的教学资源又让他可以在开拓探索的道路上来去自如。

他主攻多个方向——从调和分析到偏微分方程；从解析数论到算术数论；还有一个工科：照相机压缩传感原理。在调整心态、自我蜕变的过程中，陶哲轩也愈发感受到数学之美，那种富有生机的创造力，让他着迷。

千禧年之初，陶哲轩与现在剑桥大学任教的本·格林教授用质数级数解决了一个与“孪生质数”相关的猜想：一些质数数列间等差，如3、7、11之间，均差4；而数列中下一个数15则不是质数。他们证明了即使在无穷大的质数数列中，也能找到这样的等差数列段，这个成果在数学界引发了轰动。

毕竟，自欧几里德提出“孪生质数”概念的2300年以来，还是有人第一次给出系统的证明，这个发现也被命名为”格林-陶定理”。

2015年，陶哲轩又宣布证明了自己的引路人、数学家埃尔德什在1932年提出的“埃尔德什差异”，在此之前，这个问题被搁置了80余年，直到埃尔德什逝世都“无人问津”。

陶哲轩不再是迷茫的学生了，他一跃成为UCLA最年轻的教授，数学界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因为在数学领域的突出贡献，他先后获得了麦克阿瑟基金天才奖、菲尔兹奖以及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艾伦·沃特曼奖。

最近的一次获奖记录，则是由阿里的马云夫妇、扎克伯格夫妇等人联合发起并提供资助的“数学突破奖”，这个奖项给予那些杰出的青年数学家300万美元奖金。

可在拿到巨额奖金后，陶哲轩转头就将其捐给了培养新一代青年人才的基金会。“花不完”，是陶哲轩给出的唯一原因。

在他的生命里，科研是永恒的主旋律，陶哲轩早早地超越了那个只是靠着高智商解决问题的神童阶段，如今的他，是一位简单纯粹的数学家，成功背后更多的是永不松懈的意志力与面对逆境时的不放弃。

“努力、勇敢、热爱与坚持，都比聪明更重要。” 数学家陶哲轩这样总结成功的奥秘。

是天才，也是普通人

因为在数学领域璀璨夺目的表现，陶哲轩还有一个诨名——“数学界的莫扎特”。但UCLA的师生、陶哲轩身边的人们都知道，这位年轻的教授可一点都不像音乐神童莫扎特。

莫扎特虽然音乐天分爆表，却性格怪异，到处得罪人。“怪胎”，似乎与天才的宿命如影随形——牛顿，脾气暴躁；纳什，妄想狂；佩雷尔曼，喜欢留长指甲……可陶哲轩最难能可贵的就是，他与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都不同，他是天才，也是幸福的普通人。

陶哲轩一家四口的合影

在UCLA任教期间，他认识了现在的妻子、比他小三岁的韩裔女人劳拉，这位高知女性如今在美国航天总署（NASA）担任工程师，她为陶哲轩生下了一儿一女。在一家四口的合影中，陶哲轩总会露出灿烂笑容，依偎着妻儿，与一个普通中年男人无异。

在外头他是备受敬仰的教授，回到家却也是一个会给孩子换尿布、陪孩子玩、送孩子上学的奶爸。曾有个送孩子来UCLA参加夏令营的家长惊奇地发现，陶哲轩竟然活跃在他们的家长群中，夏令营结束，他还亲自跑来接娃回家，一路上嘘寒问暖，可爱极了。

在知乎提问“在UCLA陶哲轩手下读博是什么感受”的回答中，一个他带过的学生答道，陶教授是那种对学生很宽容、但绝非不关心学生的导师。学生如果被其他教授“欺负”了，他会挺身而出；他乐于与学生探讨问题，迅捷的反应令人印象深刻；最神奇的是，无论遇到多么难懂的问题，哪怕陶哲轩也答不出来，他总有办法找到各路牛人来帮忙。

图片截取自知乎

谦和、反应快、人脉广，是许多学生对陶哲轩一致的评价。对于那些没办法进入UCLA、近距离感受其魅力的学子们来说，他们也有一个途径来跟着陶老师学习，那就是浏览他的。

平时，陶哲轩会把自己对数学的思考与见解分享在这里，也会提出一些学习数学的好方法。全世界各地的同学来到这里留言交流，他会每一条都认真阅读并回复。

图片截取自

正如《纽约时报》记者在撰写陶哲轩故事的时候所说的那样——陶哲轩最令人羡慕之处，不在于惊人的天赋和出色的成就，而在于坐拥这些天才和成就的同时，也能成长为一个享有健康生活的快乐的“普通人”。

在这个世界上天才不多，幸福而快乐的天才则更加少。幸好有如陶哲轩这般的天才，向我们展现了一个资质非凡的孩子，完全伸展自我后发展出的模样。

陶哲轩拥抱美满人生的秘诀24岁美国留学途径，他拥有人类最高智商！24岁当教授，却在父母的努力下活成了幸福的“普通人”，是内在的天赋与努力，是外界的教育与指引，抑或是两者兼有之，恐怕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答案。

对于大多人来说，成为天才是一件可望而不即的事，但恰恰是我们这些平凡的大多数，构建了天才神童成长的土壤。天才的出现并不稀罕，然而如何成长为“陶哲轩”式的天才，永远是一个值得思量的问题。

美联留学

想申请美国留学，却不知道怎么开始？

我能选择哪些学校专业，前景如何？

什么时候该干什么事情呢？

……

别急，

这些问题做一个留学评估就能得到解答

去美国留学读博士，周德宇：我在美国的读博经历，就是围观一群聪明人如何犯蠢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周德宇】

在经历了一次差点致命的车祸，两次更换导师更换选题，以及三年疫情导致论文研究计划必须调整之后……熬了这么多年，我终于从美国博士毕业了！观察者网这个“在读博士”的头衔，也终于可以改成“博士”了。

毕业的这一瞬间，我第一反应就是，我终于可以放开了骂美国政治学了。没毕业之前，我批判它可能还有点底气不足，担心有人说我这是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自己没本事学不好就怪学科不行。

现在我靠着政治学正经拿到了博士头衔，充分说明了我是有这个能力的。虽然我看不起美国政治学，但我就是能靠着这个毕业，在学位上留下自己的名字。就像我想证明的：我一个本科学经济，硕士学历史的人，学个政治学不是轻轻松松？

当然啦去美国留学读博士，有人肯定要说，你说的那么轻巧，不也费了那么多年才毕业？因为我确实懒，而学术是个靠勤奋的领域。再加上我又不喜欢这个学科，头上又挨了个车祸，干嘛那么卷？所以我也没想着换专业，那也很麻烦，就在这么个低难度学科里面混个学位就得了。在残酷的美国博士项目里混，也是要本事的啊。我们这级淘汰了一半的人，但我还能一直摸鱼，混到最后毕业，这就是曾经在中国最好大学之一学过历史和经济带来的自信。

美国政治学的魂在哪儿？

所以为什么我看不起政治学这个学科？中国的政治学我没学过不评价，但是美国的政治学，特别是这种疯狂追求量化的政治学，我从博士的第一学期就开始觉得弱智了。这是个从学术上讲没有灵魂，从实践上讲也百无一用的学科，我直到现在毕业，也一直坚持这个观点。

为什么没有灵魂？因为如今美国的政治学主流，已经基本是经济学的形状了。我随便给你挑两篇经济学论文和政治学论文混在一起，你绝对分不出来谁是谁。

不管是计量，还是博弈论，还是一堆基于理性人假设构建的模型，还是大数据的处理方法，全是经济学玩剩下的东西。

政治学有什么自己的魂？那些政治学理论，政治哲学？

然而我们系的政治理论方向已经十多年没有过学生了，因为没人想学，学起来也没前途。更离谱的是，我们系甚至还考虑取消政治理论的必修课，以至于有学生吐槽，我们不读洛克和霍布斯，那和隔壁经济学有什么区别？

不读卢梭、霍布斯、洛克，政治学还剩下什么？

虽然我也不觉得政治学经典有什么神圣性，但是一个学科如果忘了自己是什么，丢了自己的灵魂，那可是大有问题。

其实照搬经济学理论和方法本身不是什么大问题，好的就要用就要学，这没什么丢人的。问题在于，经济学顾名思义，擅长处理的是经济事务，对于如何将那些经济活动转化为数据和理论，经济学是有一套成熟方法的，即便这些方法永远有改进的空间。但是你要把这些工具搬到政治上，将那些历史和现状转化为数据，你就必须得有相应领域的理解和积累。

理论上讲，这意味着政治学研究者们应该同时精通经济学和历史学，既要掌握复杂的数学模型，也要对现实事务有着深刻的理解，并且严谨地搜集证据。

然而实际上，大部分政治学研究者，既掌握不好经济学的工具，也对历史现实不懂装懂。

为什么这种政治学论文可以发表？

就说我最近亲身经历的例子。我的毕业论文为什么又被拖了几个月呢？因为我的导师们发现，今年刚发表了一篇两位比利时政治学者的论文，得出的结论跟我毕业论文的结论相反，我需要去说服他们，为什么这篇论文是错的，而我是对的。

我的论文讲的是比利时佛兰德斯地区当前的极右翼，跟历史上的法西斯政党，有着从人员到意识形态上的密切联系，并且数据也显示，比利时当前的极右翼政党，在曾经的法西斯政党活跃的地区，就是表现得更好。（这篇论文相关的文章，我在观察者网上发过）

比利时的一场佛兰德斯民族主义纪念活动，中间的宣传画是拉普拉斯，左边是二战时期投敌的佛兰德斯法西斯领导人斯塔夫·德克勒克（Staf de ）

而那篇新发表的论文讲的却是，比利时佛兰德斯地区的极右翼政党跟历史上的法西斯政党毫无关系，因为二战后比利时政府已经彻底镇压了法西斯政党的残余，他们无法东山再起。

我当时看完这篇论文就被气笑了。首先这论文用的计量模型就是最基础的最小二乘法OLS线性回归模型，并没有使用更能反映地理特征的空间分析方法。其次这论文对数据的选择也极其草率，根本懒得找详细的历史数据，而是随便拿来点东西就用了。

最后，这论文的作者对比利时历史的理解几乎为零，即便他们是比利时人。其实这没什么问题，术业有专攻，你找个中国政治学者也不一定就懂中国某段时期的历史，美国政治学者也不一定就懂美国某段时期的历史。然而这两位比利时人却选择了不懂装懂，看了两眼网上搜的历史，发现比利时法西斯分子在战后被惩罚了，就觉得他们必然消失了。

其实他们但凡愿意去问一下相关领域的比利时历史学者，就会明白，那些战后的惩罚完全没有消灭佛兰德斯的法西斯分子及其同情者，他们换了个身份就能重新登场，就是定了罪的叛国者也能重回高位，将自己和纳粹的合作洗白为“一时糊涂”。

所以这一篇论文就聚集了政治学领域常见的三个错误：模型应用不严谨，数据搜集不到位，历史认知不准确。不是所有的政治学论文都这么离谱，但是政治学论文出现这些离谱问题的概率，我得说，远大于我看到的经济学论文。特别是当前政治学领域还特别嫌弃区域研究，觉得有普世性的理论天然高贵，就应该套用到一切个案当中，使得这些问题更加突出。

于是，这样水平低劣的论文就能发表出来，而我却要被这种学术垃圾拖延毕业。

好在我的导师们还是有水平的，能够理解为什么我是对的，最后让我毕业了。

聪明人如何犯蠢？

所以必须得说，我对于美国政治学的意见，不是来自于自己碰到的个人。我的一个美国同学形容我们系的老师为“一群混蛋”，我是不同意的。我觉得我们系绝大部分老师既不坏也不蠢，甚至可以说都是好人和聪明人。

但是聪明人也会犯蠢，而犯蠢的好人，也会做出一些结果上不太好的事情。

可以说，我在美国的整个读博经历，就是围观一群聪明人们如何犯蠢的历程。

因为正如我之前反复说过的去美国留学读博士，周德宇：我在美国的读博经历，就是围观一群聪明人如何犯蠢，再聪明的人，他们也有自己的认知范围，他们不知道自己不知道什么。搞学术的人虽然对于这件事有一定的自我认知，但不代表他们可以逃过这个规律。

就好像我的一位导师，他的水平很高，思路也很开阔，经常跟我吐槽美国是个失败国家。但是一提到2016年大选，他仍然会本能地认为，就是俄罗斯信息战造成的。顺带一提，这位导师现在跑到了加拿大，因为他有了孩子，他不想在美国每天担惊受怕，担心孩子在学校被枪杀。

毕竟即便是学者，他们的信息渠道也没什么特别的，如果主流媒体和主流政客们天天念叨一件事，他们潜移默化地也会接受这些信息。

而且搞政治学的还有一种特殊性，就是他们的立场会非常鲜明。虽然一切社会科学都不可能逃开立场，但是对于政治学来说，立场就是一切。

不管是研究国内党派，还是研究国际组织和外交关系，你总要有一个隐藏的基准，就是何为“正常”的政治，何为“不正常”的政治。而这个基准，就不可避免地取决于意识形态和主观立场。

那么对于美国政治学者，包括那些围绕着美国政治学打转的其他西方学者，这个“基准”，就是美国和当前以美国为主导的国际秩序。

就好像政治学里有一个分支叫“比较政治”（ ），其实就是研究各国的国内政治，即便你只研究单独的一个国家。可是为什么你研究单独一个国家也叫比较政治呢？因为你默认是在跟美国做比较。

虽然大家不会直接说出来，但是都会默认美国的政治制度是最民主合理的，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是最为自由平等的。当然，这不一定是现实中的美国，也可以是一个刻板印象中的美国。

所以别看这些学者们天天批判美国政府的政策，哀叹美国政治的堕落，但是你看写出来的东西，他们怀念的仍然是那个他们眼中正常的、模范的美国，即便这个美国可能从未存在过。

当然，何为善政，从古至今一直都是政治学最为重要的话题，但在当前的美国政治学里，这个问题变得非常次要了美国top30名校留学，因为这不是一个量化模型可以解答的问题。

所以美国政治学研究呈现出来一种奇怪的状态，一方面他们认为特朗普和极右翼民粹的崛起是种需要警惕的“异常”，但另一方面他们又要认为孕育了这些右翼民粹的美国政治和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是无可置疑的“正常”。

特朗普支持者对国会山的冲击，让全世界都对美国民主目瞪口呆

所以一方面，很多美国政治学者看到特朗普的上台，看到特朗普支持者冲击国会，看到特朗普如今阴魂不散似乎要在明年卷土重来，感到天要塌了；但是另一方面，你如果去看政治学者们的研究，仍然是那些以美国为基准的老一套，好像特朗普和极右翼不过是个周期波动的正常现象，很快就会被美利坚无敌的政治制度自我修复。

矛盾，又不矛盾。

所以我对于研究美国政治学的人，不管是老师还是同学，总有一种刻板印象，就是他们很多人的思维方式非常的二极管，非常的立场先行，但他们却总是以为自己身为学者是最为客观中立的。

他们当然都是聪明人和好人，很多人比我聪明也比我善良，但这不妨碍他们犯蠢，虽然可能他们也会觉得我蠢，这个事情谁都说不清。

只是我自认为我拥有着两个国家和三个学科的视角，我可以跳出来一些框架，看到他们看不到的东西。如果今天有人也能跳出我的框架，自然也可以看到我看不到的东西，道理是一样的。

为什么美国的内政外交是这样？

其实我说的这些东西，也不都是我纯粹原创的。对美国政治学的反思从几十年前就有，我指出的问题早就有大佬提前几十年指出来过，包括我刚才所提到的那些似乎在犯蠢的老师和同学们，他们自己也是读过这些东西的……但是然后呢？没有然后。

或者说，然后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样。

你当然永远能够举例出美国政治学的天才和大佬，他们的成果可以逃离上述批判，但这并非普遍案例。

更普遍的案例是，绝大部分的政治学者对于现实的认知充满着漏洞，而他们教出来的学生不管是去政界还是学界，也都要继承着那些认知缺陷。所以当你看到美国学者犯蠢，没有预测到2016年美国大选，看到美国官员犯蠢，没有预测到中东局势，这都太正常了，背后没什么借口和道理，因为这些人上学的时候就没学到多少有用的正经东西。

所学和所用脱节到什么地步呢？说个笑话。我们系本来有两个研究俄罗斯和东欧的教授，前几年都退休了。而因为系里完全不重视相关区域研究，也就没招募新人替代他们。结果去年俄乌冲突爆发，一整个系直接抓瞎，找不出一个像样的专家来给学生提供讲座，只好随便拉两个研究博弈论和内战的老师上去凑数。不是我贬低这两位老师的学术能力，但他们既不懂俄语也从来不做区域研究，他们对俄乌冲突的理解可不就跟外行一样，也得靠现学现卖啊。

当然有人这时候要说了，我把美国学界政界说的这么不堪，怎么美国现在还是超级大国呢？这很简单，因为这世界上大多数学界政界本来就都是草台班子，就看谁更草台而已。而且兴衰也从来不是朝夕之间的事，罗马帝国的衰亡都花了上百年，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啃老本还能啃很久呢。

自从我留学美国之后，很多人都找我打听去美国读政治学博士的事情，我一般都是劝退的，因为大部分人其实根本不知道博士要干什么，政治学在学什么。

对于有些基本学术认知的人，我一般问他们这样一个问题：如果你觉得美国政治学这么先进，那么为什么美国的内政外交还是这样呢？

当然有些人可能活在平行世界，认为美国的内政外交欣欣向荣蒸蒸日上，这样的人肯定是不适合去美国读博的，因为美国政治学者再犯蠢，也没有眼瞎到这地步。

只有那些坦诚地意识到，美国政治学既影响不了政治现实，也无法准确地反映政治现实的人，我才觉得他们是适合去美国学政治的。

平心而论，我虽然从一开始就骂美国政治学骂到现在，但其中总是有可以学的东西的。但是你越早意识到美国政治学里的弱智之处在哪里，越早地把那些学术的神圣光环给打破，你才越容易找出其中有用的东西。

知道“不是什么”，和知道“是什么”，一样重要。

所以我这么多年写关于美国和美国政治学的文章，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祛魅”，破除迷信，告诉大家这里没有什么神圣的不可置疑的东西。

特别是我希望大家认清楚，很多自诩知识分子的人，甚至就是学术圈的人，嘴上说着独立理性自由客观批判质疑这些冠冕堂皇的词，结果学了两句著名学者的语录，懂了几个基本政治学理论，就喜欢满世界引用并且奉为圭臬……这种行为，与学术精神没有半毛钱关系。

北大美国留学，北大研究生在美国遇害，她为何要去美国留学？背后的原因值得深思

下面这幅图中的知性美女就是章莹颖，一名要颜值有颜值要才学有才学的90后女生。她的本科母校是在国内排名非常靠前的中山大学，从中山大学完成本科学业之后，章莹颖又成为北大的研究生。三年前，章莹颖从北大毕业。

从北大毕业之后的第二年，章莹颖前往美国留学。同年六月，章莹颖失联，被美国罪犯克斯滕森绑架并残忍杀害。当我了解了罪犯克斯滕森的供词，再加上美国当局对这种丧心病狂之恶魔的判决只是来个隔靴搔痒的判决北大美国留学，北大研究生在美国遇害，她为何要去美国留学？背后的原因值得深思，我有种一股冷气从尾椎骨直冲天灵盖的惊悚之感……章莹颖到美国留学有啥意义？北大研究生在美国遇害，她为何要去美国留学？去美国留学，对章莹颖而言有什么帮助呢？

（一）章莹颖去美国留学，不能单纯归因于“崇洋媚外”。

曾有人觉得美国的月亮都比其他的国度要圆很多，现实生活中不乏崇洋媚外之人。但我觉得章莹颖去美国留学，不能简单地归因于“崇洋媚外”这四个字。国内的人才赴美留学，有的人可能是为了留在美国，为了拿到美国绿卡，但还有相当一部分人会在学有所成之后回来报效祖国：比如钱学森，比如李政道，比如梁思成这样的爱国人士。赴美留学，对于有识之士而言，赴美留学，为的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当然，章莹颖的遇难也为亚裔留学生敲响了警钟：国外，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安全；欧美之人，不一定是我们想象中的那么值得信任，“很傻很天真”有时候换来的是“很惨很惊悚”。据了解，在章莹颖受害后，其家属只有两个心愿QS200名校留学，其一是找回章莹颖的尸体，其二是严惩恶人。然而，就目前来看，这件事并非发生在国内，所以这两个心愿估计都会落空，因为嫌疑人不想交代章莹颖尸骸的下落，美方也没有判处克斯滕森死刑。

（二）章莹颖去美国留学，只是为了“镀金”而已。

按照正常情况，如果章莹颖不去国外留学的话，倘若她想要从教，那么她在硕士毕业之后充其量只是某一所中学的教师；但如果章莹颖去国外“镀金”后“满载而归”的话，那么她想要去国内一些不错的高校任教北大美国留学，把握就更大一些。“外来的和尚会念经”，同样的道理“镀金”的高材生在国内更吃香也算是意料之中。当然，不管是高校还是国内的一些科研机构，很多用人单位对有海外学历或者海外科研经历的人才相当重视。就拿清华北大来说，从这两所学校聘任新教师的相关数据来看，其中八成以上的新教师拥有海外的求学经历或者海外的科研经历。除了清北之外，还有一些985大学对新任教师的招聘条件中甚至明确提出新教师最好拥有一年及以上的留学经验。赴美留学，可以说是很多“镀金者”的首选，章莹颖自然也不例外。可以说，章莹颖赴美留学而罹难，背后的原因值得深思。

（三）章莹颖如果明知有生命危险，她应该不会赴美。

我认为，如果章莹颖明知道自己去美国会有生命危险，我相信哪怕她从北大一毕业之后就失业也是不可能过去的。“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独行侠”是有，但绝对不会一抓一大把。如果章莹颖有什么“神功护体”自然不怕任何危险，但作为柔弱的女生，如果她能预知到危险的存在，就应该不会赴美留学。

此生若能幸福安康，谁愿颠沛流离到海外“镀金”？但愿章莹颖的悲剧，能唤醒我们更多理性的思考。